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将苦果当作一颗种子吞下

读过这篇文章后，“言多必失的恐惧感”这个词总会在我想为自己喜欢的作家写点什么时冒出来，它差不多成了我的心理障碍，因为害怕说错话，写得不好，要尽可能完整地越过它，我要求自己用最笨拙的办法——重读，在下笔前尽可能理解作家写下的东西。

佩内洛普出生于1916年一个文化气息浓厚的家庭，她的父亲是一名记者兼编辑，也写诗。她写过一本关于父亲的传记叫《诺克斯兄弟》，传记的主角还包括她的三名叔叔，其中两位是牧师，一位是密码学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参与过密码破译工作。她的母亲是牛津大学萨默维尔学院的首批女学生之一，佩内洛普追随母亲，考取了牛津大学，1938年毕业，她先后在食品部和BBC工作。后来，佩内洛普认识了自己的丈夫，彼时还是一名警卫队军官的德斯蒙德，两人于1941年结婚。

婚后，佩内洛普与丈夫共同编辑了一本叫《世界评论》的文学政治期刊，产生了一些影响力，但因为财务问题被迫在1953停刊。这件事似乎是人生下坡路的开始，她和丈夫离开伦敦，先是搬到萨福克海岸的一个渔镇，1960年回到伦敦，住在切尔西河岸的一艘船上。佩内洛普写于1979年的小说《离岸》就来自这段船上的生活经历，讲独自抚养孩子的母亲、即将被妻子抛弃的丈夫、与时代错肩的画家之类的失意者如何依靠彼此与河流生活。凭借这部小说，佩内洛普拿到了当年的布克奖。

就像她的一些女性同行，绝大多数时刻，佩内洛普都没有“一间自己的房间”。切西尔河的船屋沉没后，她跟家人搬了数次家，最后被政府安置在一间公寓，她在那里住了十一年，睡在客厅的折叠床上。她是“家庭琐事中走出来的作家”，直到1976年丈夫去世，才真正走上小说创作之路。但她拒绝将自己迟到的写作生涯归咎于婚姻和家庭，曾被问到“女性的命运”是否是自己起步太晚的原因时，她回答得矜持又体面，“嗯，我不知道。真的，我觉得我应该知道，但我不知道”。

一个人对周遭生活的接纳与体谅，是否可以当作一样稀有的品性？佩内洛普流露出的这种品性照亮了真实的和虚构的人。她的第一部小说《金童》写给患癌的丈夫，只为让他在人生最后的时光里好过一点。她将自身经历改成小说，塑造那些被生活所困的人时，她像谨慎地谈论“女性的命运”一样，谨慎地对待这群人，尽可能用准确、简单的语句描述他们的生活，在恰到好处的地方留下一点宽慰和喜剧感。谈到喜剧，她自己说过的一段话好得不能再好：“那些身怀勇气却生来要被打败的人，强者的弱点，还有因误解和错失机会产生的悲剧，我尽力把它们当作喜剧，要不我们怎么能忍受呢？”她把这看作自己最深刻的信念。

至于佩内洛普这种准确、简单，能一句话说清绝不写一句半的行文风格，我想不是思索过后做出选择，或事先拉开架势，再像用剪刀对付草坪那样修饰出来的。它基于作家本人的生活经验、品性和信念，在下笔的一刻便自然养成了。当你把这些语句拿出来、放进去，颠来倒去地看，它们无意制造深意，揭露所谓的生活真相，它们不比任何人更了解正讲述的人和事，便甘愿保持克制，停止指手画脚，从而留给失意者们一个大体上说得过去的结果。

四本小说里，毫无关联的时代和地点全部出自同一位作家之手，佩内洛普这近十年展露的写作视野令人惊异。为什么选择它们，或许跟佩内洛普是个旅行爱好者有关。她曾在五六十年代去了很多欧洲国家，当时丈夫在旅行社供职，有不少折扣或免费出游的机会。七十年代，她去俄罗斯待过两周，经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到过北京和上海，把《离岸》拿奖的奖金换成去纽约的旅费。

无论时代的幕布和舞台怎样换来换去，佩内洛普始终钟情老生常谈的话题，爱情、婚姻和家庭，你来我往的人际交情，状况频出的事故。对历史风貌的还原她也未曾松懈，尽力将幕布和舞台修建得妥帖。

比如20世纪意大利葡萄酒园区的划分，俄国印刷厂的运营状况，她清楚得好像自己亲身体验过。A.S.拜厄特曾问她，为什么会知道《蓝花》里18世纪那些人开采盐矿的事？得到的回答是“用德语从头到尾阅读了盐矿厂的记录，以了解她作品中的主角是如何被雇用的”。功夫做到这里，那股最难把握的精气神——意大利的吵闹、莫斯科的冷冽、英国的固执——在她的小说里自然都有了。这大概是为什么佩内洛普会被称为“简·奥斯汀的继承人”，答案全藏在这一幕幕鲜活写实的风俗人情剧中。

16世纪的故事就讲到这里，佩内洛普用了十页不到。四个世纪后，刚刚经历二战的里多尔菲家族没落了，也活下来了，家族里不再有小矮人。此时的詹卡洛·里多尔菲伯爵正忙着女儿琪娅拉的婚事，她爱上了出身农户的罗西医生。

那么，20世纪的婚恋故事又跟16世纪的矮人家史有什么关系？佩内洛普很有耐心，拿矮人家史开了头，再悄悄把它藏起来。她同样相信读者有充分的耐心，能抱着这个疑问从旁枝末节的角落里翻出后续。为了跟琪娅拉结婚，抹去自己的出身，罗西医生卖掉了继承来的二十公顷半的土地。知道这件事后，琪娅拉的姑妈玛塔莲娜不惜卖掉自己的家产，将二十公顷半的土地赎回来，送给罗西医生。家史到这里就接上了，这种不顾他人意愿，好心办坏事的意念在血脉里流淌了四个世纪，面对不尽如人意的结果，正好暴露了“无辜”高不成低不就的尴尬处境。佩内洛普的情感是讽刺的，怜悯的，佯嗔的，就像她在《书店》里写弗洛伦斯的善良。

在写这篇时，一些偶尔获得的边角料不得不被整理成关于作家不那么可信的注脚。

佩内洛普写诗人夏洛特·缪的传记，资料显示，诗人幼年时三个弟弟去世，一个弟弟和妹妹被送到精神病院，她跟仅剩的妹妹安妮一起生活。进入职业生涯后，诗人被称为“在世最伟大的女诗人”，但难以凭借写诗生活。妹妹安妮患癌后，诗人全职照顾妹妹直到她去世。两年后，诗人因绝望在养老院自杀。另一篇文章里，名叫CourtneyCook的作者写她30岁时刚知道佩内洛普，本应在澳洲写自己的第二本小说。随后她遭遇跟佩内洛普类似的变故，经济困难，养育两个孩子，婚姻失败，她不得搁置自己的写作。已逝的作家成了她的陪伴，让她困难时能对自己说，“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也在这里”。

从佩内洛普写夏洛特·缪，到CourtneyCook写佩内洛普，也许是在对前人故事循环往复的照看里，人找到了继续生活下去的力气。佩内洛普那些对历史暗处的虚构，对自身与他人经历的讲述或改写，意义大概也在这里。

写完《蓝花》五年后，佩内洛普去世。

参考资料：

界面新闻，“小说写给那些被生活冤枉的人”|佩内洛普·菲茨杰拉德逝世20周年，2020/04/08

GRANTA，ThePeripateticPenelopeFitzgerald，July31，2017

LosAngelesReviewofBooks,PenelopeFitzgeraldWasHere：AnAppreciation，January23，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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