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稼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是否应由“西”回到“东”？

中国学术源远流长，自成体系与特色。近代以来，随着西方文化传入，包括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在内的中国学术体系基本为西方范式所覆盖。西方学术体系在很多方面强化了学术研究的范式方法，但经过百年实践，也逐渐暴露出与中国本土研究对象“不合榫”的脱节问题。

南开大学英才教授、博士生导师宁稼雨近日接受中新社“东西问”独家专访，以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为例，分析用中国叙事文学本土固有故事类型研究（即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取代西方学术以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为主体研究范式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现将访谈实录摘要如下：

中新社记者：在您看来，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的基本格局是怎样的？

宁稼雨：与西方相比，以小说、戏曲为主体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不仅产生和成熟时间晚，在研究范式上也形成独特的格局和特色，集中表现在以评点式研究为主体。这种研究受中国传统散点思维影响，有着不受拘束、有感而发的特点。其缺点则是缺乏宏大体系意识和紧密逻辑驾驭。

2020年8月，航拍江苏昆山张浦镇“牡丹亭”稻田艺术画。中新社记者泱波摄

近代以来，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受西方学术范式影响，西方的叙事文学体裁史研究和作家作品系统研究取代了中国以往的评点式研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以及胡适关于中国章回小说的系列考证，都反映出研究范式由“东”向“西”转折。纵观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尽管数量繁多，成绩斐然，但基本格局是“西体中用”。

中新社记者：西方学术体系下的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利弊何在？

宁稼雨：从有利方面看，它弥补了以往评点式研究因即兴、有感而发所造成的缺乏学术体系和紧密逻辑关系的不足。一百多年来，中国叙事文学研究在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方面取得巨大进步和丰硕成果，并成功实现与国际学术界的接轨与融汇，可谓功莫大焉。

但随着研究的深入，它的弊端也逐渐浮出水面。其重要表现就是该范式与中国叙事文学自身固有形态产生龃龉与脱节。

中国叙事文学自身固有形态的重要特征，是以故事类型为中心，连结诸多文体、作家作品的文学集合体。以“西厢记”这个故事类型为例，张生和崔莺莺的爱情线索是其核心要素。围绕这个中心，从唐代元稹《莺莺传》，到金代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再到元代王实甫《西厢记》杂剧，历代作家不但创作出诸多主流叙事文学作品，还产生数以百计以该故事类型为题材的诗词吟咏和典故使用。

2012年，经典昆曲剧目《西厢记》在江苏苏州上演。中新社发王建康摄

面对如此诸多文体和作家作品形成的故事类型，以文体史和个案作家作品研究为基本范式的西方研究体系显得无法操刀下手。于是，自成体系的诸多文献材料只能被分割到不同的文体和作家作品研究中：小说史关注小说文体的《莺莺传》，戏曲史关注作为杂剧的王实甫《西厢记》，诸宫调关注《西厢记》诸宫调，大量以西厢故事为题材和典故的诗文则归入不同文体和作家作品研究范围。正因为此，西厢故事类型不能从整体上得到观照、审视和系统研究。

由此可见，脱离“中”的实际情况，完全套用、照搬“西”，无法最终解决具有中国自身特色的研究问题。

中新社记者：怎样解决西方学术范式给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造成的弊端？

宁稼雨：解决西方学术范式弊端的基本思路，应从“西体中用”回到“中体西用”。这个“体”就是中国叙事文学自身固有形态——故事类型，即从西方范式的文体史和作家作品研究，回到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研究这个本体上来。

虽然故事类型是“中体”，但还不能完全放弃和排除“西用”。因为就方法而言，传统评点式研究方法仍无法解决故事类型的系统和全局研究。需要从故事类型研究实际出发，寻找适合方法。

经过多年摸索和思考，西方民间故事研究领域的主题学方法具有参考借鉴价值。以口头传承为传播渠道的民间故事，其故事形态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口头传承过程中，因内容不确定造成的故事形态多样性和复杂化。这一特点背后的决定杠杆，是纵向的历史文化背景和横向的地域文化差别。

主题学正是在全面搜集、梳理民间故事类型的基础上，对个案故事类型进行全方位材料采风和文化动因分析，找出各种民间故事多种形态背后的历史文化和地域文化因素。民间故事类型与叙事文学故事类型均属叙事文学，在内容要素和形式要素上极为相似，在个案故事类型的形态上都有“同一故事多种演绎形态”的特点。这些共性，是主题学用于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研究的重要学理基础。

2018年10月，美国女娲故事代表团来到河北省石家庄市藁城区耿村，与该村的孩子们进行故事交流。中新社记者翟羽佳摄

参照借鉴西方主题学方法，我思考构建出克服西方研究范式弊端、针对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形态的研究方法——中国叙事文化学。其基本程序步骤包括：第一，摸索梳理中国古代叙事文学故事类型的底数与类别；第二，选择其中有研究价值的故事类型进行地毯式、竭泽而渔式文献挖掘（不分文体和载体，没有任何门槛限制）；第三，对该故事类型相关文献进行阅读爬梳，找出该故事类型在纵向历时发展和横向地域传播过程中的形态异同；第四，分析总结形成该故事类型所有形态异同变化的内在历史文化和文学动因。

中国叙事文化学的方法，虽在思路上参照借鉴了西方主题学，但其对象为中国叙事文学故事类型，构成鲜明的中国主体特征。同时，其文献材料搜集工作的竭泽而渔理念与方法，也源于中国乾嘉学派考据学。而对故事类型形态异同作历史文化与文学动因分析，又兼具中国和西方历史文化研究方法的共同特征。因此，这一方法比较符合“中体西用”格局。

中新社记者杜洋摄

中新社记者：以故事类型研究为主的中国叙事文化学研究，对于中国学术由“西”回到“东”有何借鉴意义？

宁稼雨：中国古代叙事文学研究领域中出现西方学术范式与中国研究对象的脱节与“不合榫”，不是一个孤立现象。由于历史原因，从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现在，中国学术界的方法范式基本来自西方。这些来自西方的方法范式，在改变以往中国学术缺乏学科整体规划和缜密逻辑贯通方面曾起到重要作用，但不同学科内西方学术范式与其研究对象之间的龃龉脱节也不是个别问题。

冯友兰先生在撰写《中国哲学史》时表示，中国本无“哲学”一词，现在受西方学术文化体系影响，也要撰写哲学史。于是便按照西方哲学史的体系框架和板块模式，从中国历代典籍中遴选出符合西方哲学史框架板块的材料，进行组织陈述。这样的哲学史便是典型的“西体中用”模式。其价值是弥补了中国没有全面反映历代哲学思想、贯通历史的哲学史缺憾，但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除了那些符合西方哲学史框架的材料外，还有很多遗漏的材料。这些材料与中国历代思想史有何关系？它们与入选材料一起构成的中国思想史格局又是什么？这些都是思想史领域“中”“西”体用关系中值得思考和摸索的重要问题，事关中国学术体系主体复归。

鉴于此，目前迫切需要把各学科领域对这个问题的认识统一，上升到重新思考和定位整个中国学术主体性，进而将其作为文化自信的一个重要方面来把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