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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对待汉人臣子上的策略:以父子之谊对待大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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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用人问题上,清朝中央机构一般都是满汉复职制,唯有南书房基本都是汉人,有个别满人入值,时间也不长。由此可以看出康熙在对待汉人臣子上的策略。

为网罗一批知识分子,侍奉左右,询问国事,探究学问,以备顾问之选,康熙十六年(1677)十一月十七日,在京设立南书房。地处紫禁城内乾清宫的斜对面,又称南斋,属内廷范围。室宽三楹,是康熙每日读书及活动场所,室内设有御座。清王朝将儒臣在内廷的直庐,即办事处所,称作书房。

入关后的清代宫廷之内,先后有过两个书房,一称上书房,一称南书房。前者是皇子们受师教读之所,后者是皇帝的文学侍从,即内廷翰林的值班办事处。或因南书房位在懋勤殿之南,故称南书房。南书房只是内廷的一个机构,并未列入国家或内府的正式编制,因此人员也无固定的限制。南书房也没有什么成文的职责规定。康熙曾对大学士勒德洪、明珠谈设立南书房的意图时说:

“朕经常看书写字,近臣之中并没有博学之士和善于书法的人,以致讲学论道不能应对。今天想在翰林中选择博学多能善于书法者二员,常侍左右,讲究文义。”

由此可知南书房的主要作用是为皇帝读书治学充当顾问。其具体任务主要有如下四项:

第一,为皇帝讲经说史,或在研究经义时提供咨询。

群臣之间在谈论学问之余,有时也涉及治理国家的大事。康熙曾召见张英到懋勤殿谈学习体会,对他说:临民以主敬为本,昔人有言,一念不敬或贻四海之忧,一日不敬或以致千百年之患。大概诚与敬,是千圣相传之学,不越乎此。”张英回答说:“诚与敬相辅相成,而诚又是敬的根本。

没有私心杂念才能主敬,稍有异念,则失误就会到来。圣言真是说得恰到好处。”

关于用人问题,张英回答康熙说:“才有所长,则必有所短,古人云,人不求备,相当于各取所长之中,又应看大节和小节。”

康熙说:“今人受明朝陈规陋习的影响,积渐日深,情操洁己,难说办到。职守亦多至旷怠,很少忠于事业者。朝廷良法美意,往往施行未久,就给破坏了。朕常想循循善诱,使之改正,以患积重难返。”

张英答:“唯在我皇上事事常用鼓舞之法,用潜移默化之法,就会转变人心及社会风气。”

这就是南书房翰林为皇帝讲解经史、探求治道的一个侧面,主要在学术,兼及现实社会问题,只是坐而论道,不参与具体事务的处理。

第二,为皇帝编纂书籍,清代开国初期的皇帝,都喜好召集文人编纂书籍。

早在入关前,清太宗皇太极就设文馆,命达海翻译经史,编纂国史,清世祖福临入关后,又议修明史,诏求遗书,敕撰《易经通注》、《孝经注》等书。康熙爱书如命,组织编定群书,亲自为之作序,指示大纲,不下百余种。清圣祖常在内廷的蒙养斋设局修书,其与南书房相近,南书房中的某些翰林往往参加编书。当时的起居注官不无感叹地说:“时召儒臣人南书房,凡古人文辞,有关治理者,编纂成帙,充溢几案。从来古文向学之盛,现在才达登峰造极的程度。”

第三,听政之余,陪侍皇上搞文化娱乐活动,如赋诗唱和,书法临摹,古画鉴赏,乃至钓鱼赏花、侍宴伴游,等等。

康熙自称,万几余暇,怡情翰墨。十七八岁读书过劳,至于咯血,还不肯罢休。业余游艺,临摹有名大家手卷多至万余。手写寺庙匾榜,多至千余条。吟诗作赋,是南书房翰林们的经常课题。或是皇帝作品,要侍臣们颂扬唱和;或因政事、节假日,皇帝要他们做诗歌颂太平盛世;或皇帝批阅古人诗赋,与侍臣讲论心得体会。做诗或品评诗赋,是康熙的一大爱好,他个人作品很多。

第四,为皇帝整理、誊抄或代写一些文字资料或撰拟特颂谕旨等。南书房翰林作为内廷文学侍读,主要是在皇帝退朝之后。陪侍皇帝讲读经史,谈古论今,或从事文字翰墨及其他文化娱乐活动。有人说,仁庙(康熙)与诸文士赏花约鱼、剖析经义,和同堂的师友无异。又有人称,南书房的翰林们每天讲经论史,代拟谕旨,咨询庶政,访问民隐,讲求学业,赏花钓鱼。虽为君臣,无异师友。因此皇帝和侍读官员之间,结下了深情厚谊,朝夕相处,情同手足。其中最受宠爱的是张英高士奇二人。在南书房成立的初期,讲经史,一般是召张英侍值;而研究书画诗文,则由高士奇人值,或召励杜讷;编纂工作主要是陈廷敬、叶方蔼等人。平时能面见康熙的主要是张英高士奇二人。偶逢观赏或节日朝贺、颁赏时,才有较多的南书房翰林在场,日常一般只有一人或二人随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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