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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为治天下而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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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熙注重学习,正如他自己所说:朕一生所学者,亦为治天下,非书生坐观立论。他将其所学、所知,结合国家管理实际加以发挥和运用;他亲自决策部署,处理国家事务,巡访民情,做科学试验,指挥作战,可谓兢兢业业;他把学用发挥得纵横交错,堪称学用一致、知行合一的楷模。

在学与用、知与行的关系上,康熙主张读书穷理,讲求治道,学以致用,身体力行,反对空谈无用的学风。这使得他虽精通理学,却又能摆脱空谈之弊,此其智也。

康熙自幼熟读《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书和《易》、《书》、《诗》、《礼》、《春秋》五经,尊孔崇儒。亲政后,把孔孟之道和朱程理学,作为统治全国的官方正统思想加以推崇。这种推崇完全出于笼络汉族士大夫、掌握文化思想统治权,以巩固清政权的目的。

在儒学当中,康熙尤重宋明理学,将理学进一步哲理化、系统化,以便于利用。所以康熙说:自汉以来,儒者世出。将圣人经书多般讲解,然而愈解愈难解。到宋时,朱子辈注四书五经,发出一定不易之理,故便于后人。康熙把宋明理学奉若神明,且深有体会地说:读其书,察其理;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妙,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理不能内外为一家。他经常与大臣们一起研讨理学,使满朝文武百官都深信此说。不仅如此,为把它作为统治社会的思想,特命儒臣重修明永乐时编纂的《性理大全》,命熊赐履李光地等人“素日留心于理学者”,纂辑《朱子全书》。康熙亲自做序,并在序中说,朕集朱子之书,是恐后世借朱子之书自为名。自元明以来,著作讲解,万不及朱子,且出己见,每有驳杂,反为有玷宋德之本意。这充分表明他对保持宋明理学本色的关心。

康熙还令人纂修了《性理精义》、《周易折中》等理学名著,同时把这些书都发行到全国各地,让人读之以感悟其理。另外,康熙命将朱熹正式升配孔庙,序为第十一哲。各省学府、孔庙等采取相应措施,由此使朱熹的地位空前提高。朱熹所注四书,由清政府明令规定为科举考试的必考内容,以致在国中上下形成“非朱子之传注不敢信,非朱子之家礼不敢行”的社会风气。康熙因此也被称为理学皇帝。

程朱理学在明末清初属于比较保守的思想体系。以黄宗羲王夫之顾炎武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曾大力抨击程朱理学,批评封建纲常和君主专制,使思想界出现活跃局面。康熙为巩固清朝江山,进一步用程朱理学禁锢社会思想,控制舆论。这与清朝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在全国实行封建政治、经济统治的目的是相一致的。同时这也说明程朱理学是有利于统治阶级以封建统治为价值取向的学说。

康熙主张读书穷理,讲求治道,学以致用,身体力行。有一次,康熙听讲《中庸》之后,问讲官“知行”二者之中哪一个更为重要?讲官叶方蔼以两可之言,含糊不清地回答说:宋臣朱嘉之说,以次序言,则知先而行后:以实践来说,则知轻而行重。

康熙对此说不满意,肯定地说还是行更重要,假若不能付诸行动,则知厌空知。为什么说行重,关键就在于学与知的目的在于应用,在于指导行动:若不用、不行,学与知便失去价值了。所以读书要以致用,学问无穷,不在徒言,要唯当躬行实践,才能有益于所学。他并深有体会地说:明理最为重要。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措施。明理之后,又须实行,若不行,徒空谈何益!”

当时理学明臣大多空谈废业、坐而论道,理论脱离实际,与康熙的学用一致、知行统一的观点大相径庭。这就不可避免地引起康熙的不满。他毫不留情地批评说:“李光地汤斌、熊赐复皆讲道学之人,然而各不相合。”

理学家言行脱节,又引起康熙提出理学的真伪问题。他对讲理学的讲官张玉书说: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相悖,可谓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相符合,此即真理学。对此,他一再批评汉族讲官说:道学者,必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之空言。而今视汉宫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

康熙三十三年(1694),康熙在丰泽园以“理学真伪论”为题,对全体官员进行考试,以期引起人们对真伪理学的鉴别与注意。康熙不仅对理学家的旧习持批评态度,而且对他们愚腐不堪的主张亦行排斥与指责。如,由于理学家们主张、提倡夫死妇殉,使社会上夫死妇殉之风甚盛,且屡禁不止。康熙见京城及各省从死者甚多,便毅然下令:以后夫殁从死旌丧之例,应行停止。自王以下及小民妇人,从死亦应永行严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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