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皇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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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统治，是以满洲贵族为核心的满、汉各族地主阶级的联合统治。因此，清朝一入关，就在支持汉族地主“复业”的同时，特别注重给满洲贵族圈占土地。

朝廷派出的旗官、旗兵，骑在马上，扯了户部发的绳索，把大批“无主荒地”和有主良田圈占起来，作为官田。上自皇帝，下至八旗兵丁，各都领有一片，强招汉人或从关外庄田上迁来的庄丁代种，自己则坐吃租息。

皇室圈占的，叫做“皇庄”或“内务府官庄”；宗室圈占的，叫做“王庄”或“宗室庄田”；驻在京畿各州、县的八旗官兵圈占的，叫做“八旗庄田”，各地驻防八旗官兵圈占的，则叫“驻防庄田”。

清朝入关后，圈占土地的浪潮有三个高峰：

第一个高峰是顺治元年到三年（1644—1646），主要在京城附近三百里以内圈占；

第二个高峰是顺治四年到十年（1647—1653），向外扩圈；

第三个高峰是鳌拜专权时的康熙三年到八年（1664—1669），这期间，已经扩圈到五百里以内了。

三次圈地高潮中，清朝为满洲贵族和八旗兵丁圈占的土地，共有159215顷46亩也有人说一共圈占了166790多顷，总之，数量是不小的。之多。宝坻县的民田，99?1％都被圈占了。

圈地运动，给广大人民造成了极大的痛苦。

失去了土地的农民，不是流离失所、饿死在道上，就是被拨到离家乡很远的盐碱不毛之地上耕作。被迫沦为庄客的，压迫和剥削也使他们死去活来。

由于明清之际，地主阶级的压迫剥削，加上清军入关后的烧杀镇压，山东“一户之中止存一二人，十亩之田止种一二亩”；湖广地区也是“城无完堞，市遍蓬蒿”；号称膏腴的四川，顺治时期的耕地还不及明朝万历时期的1/13；浙江、福建、广东等省沿海地区，在清朝政府“迁海”政策下，也是“老弱转死沟壑，少壮流离四方”。

赋税是供养政府的姆奶。田赋因为农业生产不景气，清初总是入不敷出。

财政的奇绌和各地人民的斗争，使康熙皇帝不得不收敛和改变这些不利于清朝统治的措施、政策。

康熙二十四年（1685），在过去下诏停止圈地的基础上，康熙皇帝下令“自后永不许圈”，基本上结束了已绵延40多年的圈地运动。

在明末农民战争中，大批官僚、勋戚、土豪劣绅被镇压，原来被他们霸占的土地，大部分又重新转归农民所有。清朝政府把这种土地改名为“更名田”。有的官僚向康熙皇帝建议：更名田政府应酌价变卖。康熙皇帝不许，叫耕种者继续耕种，他人不得认产。这种更名田，在直隶、山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陕西、甘肃七省，就有166600多顷!

康熙十年（1671），康熙皇帝下令再订《劝垦章程》，奖励官、民垦荒。官吏的升迁任免，和垦荒情况有很大关系。朝廷规定：贡监生员，组织垦荒20顷以上的，就授予县丞、百总之官；垦荒100顷以上的，分别授予知县、守备之官。云南总督赵廷臣，督垦了6000顷以上，即被加了一级，调到中央，升为尚书，还加封为少保。荒地，只要是老百姓开垦了，原主就不得再要，政府就发给垦荒者印信，永准他为业。起科年限也延长了：原定三年收税，康熙十二年（1673）改为6年，康熙十三年（1674）改为十年，康熙十八年（1679）又改为6年。康熙皇帝自己，除了不断强调农业生产的重要，接见官吏每问年景收成之外，还亲种御稻、亲题耕织图诗。对边疆少数民族地方，他又派出部员，作为督垦大臣，指导耕种。

康熙皇帝对兴修水利工程非常重视，即位之后，就把治河等工作写出来，张贴在宫中的柱上。康熙十六年到五十七年（1677—1708），他坚持了对黄河、淮河和运河的修理，减轻了河患、涸出了良田，使“淮、黄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康熙五十二年（1713），浑河（改名“永定河”）的疏浚工程也完成了，旧河两岸的“斥卤变为膏腴”。

康熙皇帝比较注意节约。明朝光禄寺年用银百万两，康熙时年用只10万两，末年时，月用银更不超过4000两，少的时候，只用六七百两；康熙皇帝还自称：宫中36年总费用，还不及明朝宫中一年所用的数目。明朝工部年用银200万两，康熙时年用也只二三十万两，而且谕令户部、工部，所用钱粮，必须每十天报告一次。

康熙皇帝吸取了明朝灭亡的教训，注意一定程度地减轻农民的赋税徭役负担。即位不久，他就革除了明末的饷、派，后来又令重编《赋役全书》，删除田赋尾数，还先后在全国各省共免钱粮545次，康熙五十年（1711）开始，三年内进行了一次全国性的蠲免，免了地银840多万两，丁银120多万两，并免了历年旧欠54万余两。漕粮的蠲免，前代没有先例，康熙皇帝却也下令将河南、湖广、江西、浙江、江苏、安徽和山东的，依次各免一年。

在中国封建社会里，人民除了向政府交纳田赋之外，还要交纳丁税银（人头税）。明朝万历期间的改革家张居正，曾搞过所谓“一条鞭”法，想把丁税银挪向地亩一并征收，但没能彻底实行。因此，顺治初年以来，还是五年一审人口，照例单收人丁税银。农民也就照样交了田赋田租，还得另交人丁税。可怜无地的农民，有的只好卖了妻子儿女来偿丁负，自己则沦为乞丐，有的则不得不弃耕而逃，因此，土地又荒芜起来。不逃走的，也只得隐瞒丁数。康熙皇帝为了进一步招徕人民垦荒，并且弄清人口实数，所以，在康熙十一年（1672），将浙江的故钞银（丁税的一种）摊入田赋中征收；三十六年（1697），又将浙江、湖北、山东的匠班银摊入田亩征收。五十一年（1712），康熙皇帝见“国用所需，苏州繁忙的怀胥桥商市并无遗误不足之虞”后，便进一步宣布：今后只以去年的2462万人丁、235万余两丁银为定额，统统摊入田赋中征收，不再多征、另征人头税；凡是去年以来、从今而后增加的人丁，永远不再征收人丁税。这就是“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康熙五十五年（1716），先在广东试行：将广东全省丁税，统统归入田赋，每田赋一两，带征丁银一钱六厘四毫左右。卖地之人，不交丁银，买地之人，带交丁银。这样，无地的市民、佃民，不交丁银；纳丁银的人，也不再服徭役；而隐匿人口或逃亡的人口数，因此就大大减少了。这种政策，虽只是不再增加丁银，并未免除丁银，但却为最终免除数千年的丁税，打下了基础，不仅促进了原来无地而交不起丁银、被迫逃亡的农民重新回到土地上来，而且还为工商业的恢复、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

康熙皇帝的这些做法，客观上符合了人民的要求。人民辛勤的劳动，使清初农业生产得到了迅速的恢复和发展。康熙六十一年（1722），比康熙元年（1662），全国耕地面积，增加了3595000多顷，许多地主的隐田、官田和一些边疆省分的屯田，还不包括在内。康熙后期，国库存银始终在5000万两以上，国库存粮也始终有数千万石，弄得京城附近仓库装都装不下。通州的西仓、中仓和南仓，共376廒，每廒三至六间，每间宽一丈四尺、长五丈三尺、高一丈五尺；京中海运八仓，清河本裕一仓，共562廒，都装得满满的，不能再装了，因此，漕粮只好截储在苏杭、镇江、江宁、淮安、安庆等地。而海运、本裕等仓，存有8835800多石粮食，有的因存放时间过长，都变了质，只能用作肥田的肥料了！

单字解释：康熙皇帝滋生人丁永不加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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