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勋彪炳的末代理学名臣——曾国藩传

一、科考得意，入翰林院

曾国藩（1811——1872），号伯涵，字涤生。湖南湘乡人。出生于一农民家庭，父亲曾麟书，于道光十二年（1821）考取秀才，仅早于曾国藩一年。曾国藩6岁从师入学，14岁应童子试，先后考了7次，到23岁才成为生员（秀才），第二年中湖南乡试第三十六名举人。28岁那年到京城会试，考取第三甲第四十二名，赐同进士出身。一般来说，中了进士便具备了做官的资格，但不容易做到大官。当时的“终南捷径”就是到翰林院镀金——被点了翰林，升迁就会加快。当时的进士分为三甲，一甲的进士三名，即状元、榜眼和探花，他们一般在发榜之后就会被授职为翰林院的修撰、编修等官。二甲三甲的进士则必须通过下面的“朝考”才能进入翰林院。一般来说，三甲进士入翰林院的几率不大。据说，曾国藩知道自己名列三甲后很是丧气，当即就想打道回府。因为朋友苦劝才勉强参加了朝考。结果，曾国藩的朝考成绩却出奇的好，列一等第三名（试卷进呈御览后，又特别提为一等第二名），改庶吉士，入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两年之后，庶吉士散馆，授曾国藩翰林院检讨，秩从七品。从此开始了他12年的京师为宦生涯。

二、权臣垂青，十年七迁

曾国藩自1840年得授翰林院检讨，到1849年已经升任礼部右侍郎，十年七迁，跃升十级，成为二品大员。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回思善化馆中同车出入，万顺店中徒步过从，疏野之性，肮脏之貌，不特仆不自意其速化至此，即知好三数人，亦不敢为此不近人情之称许。”可见，曾国藩自己也料想不到升迁会如此之快，简直有点“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的味道。

曾国藩之被超常拔擢，一方面得益于他自己的刻苦自砺，办事干练，而更重要的则是得到权臣的赏识和襄助，这个权臣就是在当时权倾朝野、在后世臭名昭著的穆彰阿。穆彰阿是曾国藩1838年参加会试时的正总裁（主考官），因此两人有师生之谊。穆彰阿的赏识和关照，使曾国藩的官职不断得到升迁。

曾国藩仕途顺利，自然对他所服务的朝廷感恩戴德，面对当时内忧患的局面，他更急于为这个朝廷做点什么。也许在他看来，当时最大的祸患，并不是外国的兵舰，而是朝野上下因循苟且的不良政治风气、官吏蠹民引发的深层社会矛盾。因此，他在咸丰皇帝即位后，上了一道名为《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的折子，大致的意思是建议咸丰皇帝不要因为斤斤于细节而忽略大事，不要因为尚文饰而不求实效，不要因为凡事专断而使大臣无所措手足。这么尖锐的批评在唯唯诺诺已成风气的当时，无疑是有一定风险的。曾国藩自己自然十分清楚，“折子初上时，余犹恐犯不测之威，业将得失祸福置之度外”。事实上，咸丰皇帝看了折子后确实很生气，“欲罪之”，后因为大臣求情才作罢，还假惺惺地“优诏褒奖”。从这件事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于他所效力的朝廷还是很有责任感的，这种责任感一方面来自他对朝廷眷顾的知恩图报，一方面来自儒家文化的熏陶，而更重要的是他个人的命运与这个朝廷的命运休戚相关。曾国藩想做一名忠臣，看不惯官场的腐朽和暮气沉沉，想要通过自己的努力警醒皇上，在一定程度上改变现状。其结果则是，他的要求和建议根本得不到重视，反而使自己在朝臣中越来越孤立。此时，他所依仗的穆彰阿也已被罢黜，京师再也没有他得以施展的空间。曾国藩在一首诗中写道：“补天倘无术，不如且荷锄。”说明他已经萌生了退志。

咸丰二年（1852），朝廷令曾国藩到江西主持乡试，他如释重负，立即离京。途中又得知老母故去，他只好回家奔丧。在曾国藩回乡后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全国的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改变，太平军的声势迅速高涨，清廷所依仗的绿营兵不堪一击，清政府急命各地加紧兴办团练。1853年1月，任命曾国藩为湖南团练大臣。历史又一次给了曾国藩展示才能的机会。

三、“曾剃头”、“曾屠户”与“中兴第一名臣”

曾国藩组建的湘南军，即“湘军”，也称“湘勇”，是由罗泽南之“湘勇”，江忠源之“楚勇”以及其他各部组成的。以“一不贪财，二不怕死”作为军队的口号，曾国藩制订出训练士卒的严密计划，并着手整顿纪律，完备组织；这些措施对他最终取得胜利关系甚大。他设置集中训练营，把那些有过临战经验的乡勇的训练营接受进一步的训练；又在湖南各地广设招兵站，并对亲兵进行初步训练。在出省与太平军作战之前，他决定先派这支军队在省内剿灭土匪，这也是一种战前演习，以期取得作战经验。然而，他为此却受到那些曾经与太平军作战却老打败仗的人的责难；甚至当上疏详陈作战计划时，亦受到皇帝的训斥。但曾国藩坚持初衷，毫不动摇，不顾多方的拦阻、非议也不管外地如何催促求援，继续组织训练那些纪律散漫、缺乏作战经验的乡勇。湘军编练的计划能否实现，取决于湖南官绅所提供的军费。但是在组建湘军初期，地方上是不予财政支持的，直到江忠源和罗泽南在衡山县打了胜仗，朝野震动，地方当局才认识到应该给曾国藩提供一定的军费。

曾国藩在初期的多次战斗中，地方官的不予支持使他处境倍感困难；这种情况直到后来他本人身兼数省督抚之职、有权掌管财政时的时期，情况才好转。不数月，曾国藩即接受江忠源和郭嵩焘的紧急建议，建造炮舰，训练水军，由杨岳斌及其他将领统辖，以便把太平军赶出长江。

太平军于咸丰三年攻占南京后分两路向清廷发起进攻：一路向华北进军；一路西进安徽、江西及湖北。当时，虽然各方一再向曾国藩求援告急，但他确实无力派兵往救湖北。当时大部湘军已驰援江西，其余部分留在湖南对付地方起义，此时“水军”尚在筹建之中。几月后，太平军自湖北向湖南的湘军发起了攻击，曾国藩于咸丰四年二月二十五日动用新建水师二百四十艘船只及五千水军，但是因为暴风雨的袭击，船舰无法行动，加之军队缺乏水战的经验，致使曾国藩在湖南两次打了败仗：一在岳州，一在靖港。曾国藩当时非常羞惭，竟欲自尽。幸而这年五月一日，塔齐布和彭玉麟在湘潭战胜，迫使太平军向岳州撤退，清军于当年七月二十五日攻克岳州，这一胜利鼓舞了曾国藩。太平军曾在咸丰二年一月十二日攻占武昌，这是太平军三次攻占武昌中的第一次。不过同年二月即为清军收复。咸丰四年六月二十六日，太平军再次攻占武昌；十月十四日，曾国藩部湘军在罗泽南及江忠源率领下，再次收复武昌。这是清军攻克武昌，也是对太平军征战计划的一次沉重打击。这年十二月二日，曾国藩又在田家镇战胜太平军的顽强抵抗，赢得了完全的胜利。与此同时，上海城亦于咸丰五年二月从被起义的小刀会手中收复，直到咸丰五年五月底，北伐的太平军也已基本宣告失败。

正当曾国藩部顺江而下进至九江时，遭到太平军将领林启容部之顽强阻击。林启容于太平军初建时即参加起义，是太平军中一员英勇善战的将领，曾国藩的一部分水军被太平军困于鄱阳湖；在长江另一部湘军水军也被击败，甚至曾国藩的座舰亦为太平军俘获；余下的舰只又大多毁于一场风暴之中。由于连连失利，曾国藩部士气低落，曾国藩为此老了好多，曾经再次投水自杀但被人救起。经过一番整顿，咸丰五年四月三日，太平军为削弱清军对九江之攻击，发起攻势，第三次攻占武昌。此时曾国藩不顾武昌失守，只是命塔齐布继续攻打九江。同时另派罗泽南及胡林翼前往收复武昌，他自己则坐镇南昌，吸引太平军主力。但不久，塔齐布及罗泽南双双战死，曾国藩自己也遭到太平军无敌将领石达开的钳制，曾国藩此时已面临全盘崩溃的局面，幸亏曾国藩遇事还算冷静沉着，善于应付意外，加之知人善用，胡林翼与李续宾终于咸丰六年十二月十九日最后一次收复武昌。由于彭玉麟之协同作战，其弟曾国荃又率军自湖南来援，曾国藩在南昌之困境，得到缓和。

太平军虽然在湖北江西失利，但在南京这时却大败向荣的大军。太平军内后来发生了惨烈的内讧，削弱了自己的力量，终于失去所取得的大部分地区，此时曾国藩的父亲于咸丰七年二月二十七日也逝世，曾国藩只得暂时离职奔丧。不过，他那些才干出众的将领们，按照他的计划，于咸丰八年五月十九日收复九江。然后进攻安庆，以便最后收复南京。为收复安庆，虽然有许多在太平军包围下的城池乞求他前去支援，但他一概不予理睬，为便于攻取安庆，曾国藩率部进驻皖南祁门。咸丰十年，曾国藩被授任两江总督，加授钦差大臣统领江南军事。至此，他已拥有处理军务的全权，其中包括筹集军饷等财政大权。

咸丰十年至十一年间，曾国藩处境又转入艰难。咸丰十年早些时候，太平军在南京附近击溃重整后的清军，在李秀成指挥之下，太平军又再度焕发青春，主动进攻清军。江苏及浙江大部地区，都落入太平军手中，仅上海一地未被太平军完全占领，但太平军对上海的多次进攻，均被李鸿章等击退。就在这年，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城，清帝及大臣俱逃往热河避难。各地纷纷呈请曾国藩派兵支援。然而自咸丰十年九月，曾国藩也在祁门被太平军围困，对驰援其他地方，他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心有余而力不足。咸丰十一年四月，曾所处困境达于极点，但他下定决心誓死不退。直到左宗棠及其他部队增援祁门，形势才开始好转。后来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终于在咸丰十一午九月五日攻占安庆，此后，曾国藩即以安庆为基地，准备收复南京。为避免在南京一线集结过多的军队，并防止太平军趁机夺取清军后方地盘，曾国藩摆开了三个战区：一在江苏，由李鸿章统辖；另一在浙江，由左宗棠统辖；第三在安徽由他自己统辖；清军在这三个地区频频对太平军发起攻击，各地的太平军逐渐被围困，此时曾国荃，自请攻取南京。自咸丰三年三月十九日南京成为太平天国的京城以来，大量清军多次被击溃，尤其是在咸丰六年八月、咸丰九年十一月及咸丰十年八月围攻南京的清军伤亡特别惨重。当时虽然外国军队打算前来援助，但被曾国荃所拒绝。经过长期围困及殊死战斗，曾国荃于同治三年（1864）七月十六日终于攻克南京。不过太平军的余部，直到两年后才被完全剿灭。对于最终剿灭太平军论功首推曾国藩，清廷赐他一等“毅勇”侯封号，他是文官中获此封爵的第一人。

四、洋务运动与天津教案

太平军被平定之后，曾国藩继续任两江总督，驻留南京数月。此期间他致力于恢复江浙地区生产力工作，在饱受十五年战乱之苦的江南地区恢复学术活动。同治三年初，曾国藩就在安庆大营建立起官办书局，刊刻经史典籍。战乱平定以后，他延聘著名学者主持书局，事后他遣返大部分湘军回乡归农，军中某些文官则受雇担任书局校对。当年，他颁布条例，在南京、苏州、扬州、杭州及武汉各建书局，此即“官办五局”。同时，当年十二月二十日恢复南京乡试。在太平军占领期间，这个地区的乡试中断多年。

同治四年六月，清政府下谕息令曾国藩前往山东征剿捻军，曾国藩受命统领山东、直隶及河南军事。但曾国藩北方剿抢一年多，不但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战果，捻军日益壮大。李鸿章于同治四年十二月十二日继任其职，曾国藩返回南京。

早在同治二年，容宏曾向曾国藩建议，在上海筹建铁工厂，此即后来的江南造船厂。容宏经曾国藩同意后从国外购进机器。同治五年江南制造局成立，同治七年，该局建成中国第一艘轮船，并驶至南京请曾国藩验看。

同治六年，曾国藩拜大学士。同治七年九月，出任直隶总督，任内，曾国藩着手处理一大批长期悬而未决的案件，改进了办事效率，并制订出一项建立常备军的方案。同治九年，他奉令调查并处理“天津教案”。天津作为当时清朝京师门户，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开放为对外通商口岸，也成为西方列强在中国北方的侵略基地。他们在这里划定租界，设立领事馆、教会，租地造屋，一味逞强，早为中国人民深恶痛绝。

同治九年五月，法国天主教育婴堂所收养的婴儿不明不白死亡的达三四十人，那时百姓的孩子也经常失踪，因此百姓中就流行着一种谣言，说是天主堂的神甫和修女经常派人用蒙汗药拐了孩子去挖眼剖心。而天主堂坟地的婴儿尸体又有不少暴露在野外，被野狗刨出吃了，“胸腹皆烂，腑肠外露”。百姓见了，更是群情汹汹，说这正是洋人挖眼剖心的证据。

5月21日，一个名叫武兰珍的拐犯被群众当场抓住，扭送天津县衙。经审讯，武兰珍供出系受教民、天主堂华人司事王三指使，迷药也是王三所授，先曾迷拐一人，得洋银5元。教民王三是一个开药铺的商人，依仗教会势力，欺压良善，早已引起公愤。

在这种情况下，通商大臣崇厚和天津道周家勋拜会法国领事丰大业，要求调查天主堂和提讯教民王三与武兰珍对质。

丰大业答应了这一要求，将王三交出与武兰珍对质。结果证明教堂并无挖眼剖心之事。哪知当衙役送王三回教堂时，一出署门，百姓就争骂王三，并用砖石掷他。王三向神父哭诉，神父又转告丰大业。丰大业两次派人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派兵镇压。后见崇厚先后只派两人，不肯应命捕人，丰大业怒不可遏，不仅鞭打来弁，而且还倒拖其发辫，赶往三口通商大臣衙门找崇厚算账。他脚揣仪门，打砸家具，接连两次向崇厚开枪，幸被推开，没有伤人。但枪声传出，引起误解，街市哄传中法开战，鸣锣聚众，拥往通商大臣衙门“帮打”。崇厚怕出事，劝丰大业等民众散去后再回领事馆。丰不听劝告，狂吼不怕中国百姓，气势汹汹冲出门外。人们见丰出来，自动让道。不料丰大业走到浮桥时，遇到天津知县刘杰。丰不分青红皂白，就向刘开枪。虽没有打中刘，却打伤了刘的跟丁。这一来犯了众怒，百姓一拥而上，你一拳我一脚，将丰大业打死。发怒的民众索性一不做，二不休，赶到天主堂，烧毁望海楼教堂，杀死神父两名，还到仁慈堂，杀死修女10名，又去了法国领事馆，杀死两人。就在同一天，还杀死法国商人两名和俄国人3名，信教的中国人三四十名，焚毁英国和美国教堂6座。这次事件中先后计打死外国人20人。这就是有名的天津教案。从事情的发展过程来看，天津教案是一次群众自发性的反帝斗争，根源还在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是群众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采取的自卫行动。

天津教案发生后，法、英、美等国一面向清政府提出抗议，一面调集军队进行威胁。清政府大恐，一面要各地严格保护教堂，弹压群众，避免类似事情再发生，一面派直隶总督曾国藩前往天津查办。

曾国藩闻知天津教案后，十分惊恐。自从与洋人打交道以来，深知中国远非外人对手，因此对外一直主张让步，避免同洋人开仗，通过维护洋人在华利益，换取中外所谓“和好”局面。他认为以往教案，仅伤及教士，洋人就出动兵舰相威胁，不达目的不罢休；这次殴毙领事，为前所未有，法国必不肯罢休。洋人凶悍成性，天津民风好斗，双方各不相让，很可能构怨兴兵，酿成大变，自己也可能丧命。因此他写下遗嘱，告诉长子曾纪泽在他死后如何处理丧事和遗物等。基于这种估计，他只得勉强硬撑，硬着头皮前往天津。

在曾国藩到天津以前，当地官绅对他寄予厚望，认为他会秉公办事，不会像崇厚一样，一味“媚外”。他们根据曾国藩的《讨粤匪檄》，还认为他是反洋教的代表人物。他们认为这次反洋教，完全是忍无可忍，理在华人这一边。他们的这种观点也得到朝廷的顽固派和清流派的支持，也代表了当时大多数中国人的心理。

当时清廷内部围绕天津教案问题分成两派：洋务派代表的“言势者”，顽固派和清流派代表的“言理者”。双方在处理天津教案问题上意见有三大分歧：

第一，关于天津教案发生的原因和性质。前者认为愚民无知，遽启边衅，曲在津民，此刁风不可长；后者认为衅端由夷人所开，津民激于义愤，致成巨案，天津百姓只知畏官而不知畏夷，只知效忠国家而不自恤其罪戾，这正是夷务的一大转机，与刁民闹事不可同日而语。

第二，对参与反洋教斗争的群众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杀人偿命，天经地义，只有这样才能安抚洋人人心而消弭祸端；后者认为应该安抚百姓，以激其忠义奋发之心，民心不可失，否则无以制夷人。

第三，对天津地方官的处理意见。前者认为地方官失于防范，致酿巨祸，不严惩不能平洋人之气；后者认为天津地方官不可更动，以此维系民心。

这两派意见，前者深合当时中国的形势，为清政府最高统治者所采纳；后者在舆论上占上风，为广大官绅民众反对洋务派媚外求和方针提供了合法性，在全国形成强大的舆论压力，但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

曾国藩是持洋务派的意见的。因此他于同治九年六月初十日一到天津，立即发布名为《谕天津士民》的告示，对天津人民的行动多方指责，诫其勿再挑起事端，引起天津绅民的不满；随后释放犯法教民和涉案拐犯，并在奏折中为洋人在中国的行为进行辩护和洗刷。该折传出后，全国舆论大哗，“自京师及各省皆斥为谬论，坚不肯信”，“议讥纷起”，“责问之书日数至”。曾国藩自己也承认：“敝处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庇护天主教本乖正理”，“物论沸腾，至使人不忍闻”。

尽管如此，曾国藩仍然坚持己见，按照法国人的要求在天津大肆搜捕五月二十三日参加反洋教的群众，名曰“缉拿凶手”。但天津民众却把他们当成英雄，致使曾国藩虽然抓了80多人，但其中供认不讳的所谓“真凶”只有七八人，其余都不肯吐供，也不愿指证。曾国藩认为只杀几个人数目太少，难以使洋人满意，仍不能很快结案。于是一面对被捕群众严刑拷打，一面加紧搜捕，一定要凑够20人，为丰大业等20个洋人抵命。曾国藩认为：“在中国戕（qiāng）官毙命，尚当按名拟抵，况伤害外国多命，几开边衅，刁风不可长。”他的得意门生李鸿章也认为“冀终归于一命一抵了案”。曾国藩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洋人满意，长保“和局”。他在给清廷的奏折中认为“中国目前之力，断难遽启兵端，惟有委曲求全一法”。

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结果是：判死刑20人，流放25人，天津知府、知县革职并流放黑龙江“效力赎罪”；支付抚恤费和赔偿财产损失银49万两；派崇厚作为中国特使到法国赔礼道歉。

天津教案办结之后，对曾国藩的谴责更甚，“诟詈之声大作，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京师湖南同乡尤引为乡人之大耻”，会馆中所悬曾国藩“官爵匾额”“悉被击毁”，并将名籍削去，即不再承认他是湖南籍人。曾国藩闻之引为大恨，中经几许周折，财、力兼施，只不过将难堪之处略为掩饰了一下。这样，曾国藩这位“中兴名将”、“旷代功臣”，转瞬之间变成“谤讥纷纷，举国欲杀”的汉奸、卖国贼，“积年清望几于扫地以尽矣”。

客观地讲，曾国藩也只不过是秉承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意志行事，接替曾国藩处理天津教案的李鸿章对最后判决并无多大改变，仅因俄国只索经济赔偿，不要中国人抵命，将原来20名死刑改为16名死刑、4名缓刑，其余无一更动。此案结束后，曾国藩困年老多病，于同治十年调回南京原任，不久直隶总督由李鸿章继任。八月十八日，曾与李联名上疏，建议派遣青年学生赴海外留学、这一项建议同治十一年实施。然而，就在学生启程出洋之前几日，曾国藩病逝，身后连赠“太傅”，谥“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