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文官体制下的尴尬武官——戚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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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是一个极度集权的朝代。朱元璋设计的帝国运行模式是一整套僵化的文官制度。这个制度中，文官和儒教处于主导地位，而武将则处于从属地位。可能是出于对唐朝藩镇拥兵自重、不尊王命的畏惧，明朝自朱元璋开始，便日益培养重文轻武的倾向。到了戚继光时代，离洪武年间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大明正值壮年，文官集团进入了成熟时期，文官的社会地位上升到最高点，武官则下降至冰点。

“武将领兵作战，和文官集团的施政原则在根本上是不能相容的。当社会和经济的发展不能平衡，冲突激化，以政治手段调剂无效，通常就会导致战争。有时候严重的天灾造成大面积的饥荒，百姓面对死亡的威胁，也会铤而走险，诉诸武力。但是我们帝国的文官，则一贯以保持各方面的平衡作为施政的前提，如果事情弄到动用武力，对他们来说就是失败的象征。他们具有一种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上自国家，下至个人，不能把力量作为权威。”

大明帝国上下，大多数文官以中庸之道为处世的原则，标榜稳健和平。武将在刀剑矢石中立下的汗马功劳，在文官的心目中却成了血气之勇，匹夫之强。即使武将们奋勇杀敌，克敌制胜，文官们看来也不过是短暂和局部的成功而已。

退伍的军人更没有地位可言。那些从战场上还乡的士兵，不但不能因战争的洗礼而获得乡人的尊敬，反而被看做是增加了一个不事农桑的无业游民。这对一个视安稳为泰山的帝国来讲，一个只会行军作战而不会稼穑的男人无疑是危险的，须要加以防范的。正如黄仁宇说的那样，一个军官会发现在军队以外，“人们所重视的是安详的仪表、华丽的文辞、口若悬河的辩才以及圆通无碍的机智。——总而言之，和他已经取得的能力恰恰相反。”

这种观念上的南辕北辙，使文官不仅在精神上对武官加以轻视，而且在实际作战中，他们也常常对高级将领提出无理的指责。如果将领当机立断，指挥部队迅速投入战斗，那是贪功轻进，好勇嗜杀；要是他们暂时按兵不动，等待有利的战机，那又是畏葸不前，玩敌养寇。

明朝的军队最多时常备军即有二百万之众，但究其实质，这是一支没有作战能力的队伍。明朝的军制实行军户制，即常备军由全国约两百万军户提供兵源，这两百万户人家，每户出壮年男子一名从军，世世代代相因不变。朱元璋当年制定此策，不过是为了形成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局面，以避免军人拥兵自重的后果。但如此一来，流弊也因之而生，这支军队虽然人数庞大，但根本没有多大的作战能力。

在明代，当西方国家已经告别冷兵器，装备上了火枪和重炮时，大明帝国依然在以力能扛鼎或是百步穿杨这样的老办法来选拔军官。这些选出来的军官，绝大部分不过是些有勇无谋的莽夫，一旦真正指挥对敌作战，不是擅匹夫之勇就是毫无兵法可言。此外，武官的另一个来源是世袭，高级将领的子孙需要降几级继承，而中下级军官则无须再降。这些子承父业的军官，不能说没有称职的，但更多的是因父亲祖父而得到了一个做官的机会而已，全然没有职业军人的素质。这样一来，文官对武官显然又轻看了三分。终明朝一世，武将地位低微自不待言，文官总是以总督或巡抚的高级职位处于冲锋陷阵的武将之上。到了崇祯年间，更是一向由皇帝派出亲信的太监出任监军。也就是说，一个武功显赫的武将，在皇帝眼里，还不如一个只会侍弄日常生活的家奴。

很不幸的是，戚继光的出身就是上面所说的军官来源的第二种，即世袭。在当时看来，这比那些通过武举考试博得出身的军官还要低一等，武举们毕竟能扛几百斤的石锁，能射中百步以外的靶心，而世袭军官，除了说明他有一个同样是军官的父亲或爷爷外，乏善可陈。

戚继光的父亲是大宁都司，一个中级军官。等到戚继光子继父业时，他被任命为登州卫指挥佥事。虽说他“好读书，通经史大义”，但在时人——尤其是饱读诗书们的文官们眼里，乃不过一介武夫而已，很有可能就在这个低级军官任上虚度一生。喝酒打猎，纳妾讨小，把无聊的日子过得津津有味。

但倭寇成全了戚继光。

后台张居正

英雄和他的敌人有时并非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势不两立，不共戴天。公正地说，英雄和敌人只是相处的地位不同，同为对手，正是因为有了对手的存在，他们也就有了存在的价值。就像猎狗和狼一样，它们虽然拼死搏斗，但如果一旦没有了狼，猎狗的存在也就没了意义。作为一个职业军人、一个军事家，他存在的价值是通过敌人来显现的。敌人越是强大，英雄的价值也就越高。

倭寇让戚继光的人生有了转机和亮色。

倭寇是16世纪令中国沿海居民闻之色变的恶魔的代名词。这些由日本人、朝鲜人和中国人组成的海盗，乘坐着长达一百尺、宽达三十尺、船壳厚达七寸的战船，从海上而来。先是走私，继而便发展到杀人越货，再后来则登陆于岸，攻城略地。这些倭寇中的日本武士主要来自山口、丰后、大隅、萨摩和博多湾，以及对马和五岛列岛。他们的初衷不过是想通过和中国海盗的联合军事行动以便迫使中国政府开放对外贸易，给他们一个发财的机会，他们中的领导人甚至幻想能通过明朝的招安而在帝国谋得一官半职。

明朝的海禁由来已久，不许片帆出海，这是关乎祖制的问题，倭寇完全打错了主意。倭寇最先出现在洪武年间，但好武的朱元璋这一回采取了极忍让的态度：他令沿海一带的居民后撤，不准中国军民出海，以此来避免和倭寇的亲密接触。

朱元璋之后，永乐曾派郑和七下西洋，那是中国海上交通最威风的时代。郑和下西洋时所造的船只，最大的船，长达四百四十尺，宽一百八十六十尺，远比倭寇的船更雄壮更具继航能力。但郑和下西洋并不是要树立这个帝国的海上霸权，而是像一个财主在向邻里炫耀他的财富。永乐死后，郑和下西洋的壮举一去不复存在。更何况，从郑和到戚继光，一百多年过去了，帝国不但造不出郑和年代的船只，甚至连郑和的航海图也被兵部尚书刘大夏当做不祥之物付之一炬。

戚继光和倭寇还没有正面交手，就差点吃了个大亏。那是嘉靖三十六年，倭寇犯乐清、瑞安、临海，戚继光支援不及时，被言官弹纠，被免职。幸好免职后让他戴罪立功，否则，恐怕就不会有日后的抗倭英雄戚继光了。

犯了错误受了处分的戚继光改守浙江沿海，到了浙江，戚继光深知那些卫所的军队要和身经百战的倭寇作战无异于驱羊喂虎。这时，他想起了岳飞的岳家军，决定创建一支戚家军，以便和倭寇决一死战。

戚继光所招的兵源主要是浙江的金华、义乌等地的农民。他一生坚持这样一个准则：即进他的队伍的兵，必须是农民，决不收城市市民。他认为来自城市的人多半是奸滑之徒，远不如纯朴的、吃苦耐劳的农村青壮年。戚继光自1559年开始征兵，当年征了三千，两年之后，增加到六千，到1562年则增加到一万。这种几乎完全由将领个人进行的征兵和练兵方式，在极度集权和武将地处下位的明代是极其罕见的。多年以后，当李自成、张献忠的流贼和女真族的外虏共同动摇着大明的根本时，明政府也没有采取过这种应急措施。这说明，一则，戚继光时代的倭寇为患已成燃眉之急；二则，戚继光取得了来自文官集团的支持。

戚继光时代，文官集团最显赫的人物是张居正，他既是首辅，又是当时的天子的老师。据说，连天子对这位严肃的老师也十分害怕。天子即位之初，张居正被先帝临终托孤，“慈圣训帝严，每切责之，且曰：‘使张先生闻，奈何？’”

戚继光以一个农民式的狡黠看出，要想在帝国这块犹如铁板似的文官制度中获得游刃有余的自由，唯一的办法是得到文官集团最高领袖张居正的支持。戚继光要改变武官的低微地位，要有效地避开文官集团的忌妒和猜疑，都要求他必须有一个强大的后台，因此他想到了权倾一时的张居正。

已经无从考证戚继光和张居正到底如何相识相知并结成非同寻常的关系了。严格地讲，他们的关系既有友谊的成分但并不只是友谊这样单纯，既有上下级的和谐，但并非只是上下级关系那样简单。从戚继光每次给张居正写信都非常谦卑地自称“门下走狗小的戚某”来看，他们的关系耐人寻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