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世如何评价朱由检？有哪些与他相关的轶事典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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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由检，即明思宗、崇祯帝，明朝第十六位皇帝，在位共十七年，年号“崇祯”。朱由检是明朝作为全国统一政权的最后一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第五子，明熹宗朱由校异母弟，生母为孝纯皇后刘氏。下面历史资料小编给大家带来了相关内容，和大家一起分享。

万历三十九年(1611年)，生于慈庆宫，天启二年(1622年)，被封为信王。天启七年(1627年)即皇帝位，年号崇祯。即位之初，大力铲除阉党，勤于政事，厉行节俭，平反冤狱。在位期间，朝廷党争不休，民间灾害不断，导致明末农民起义爆发，关外后金政权趁势崛起，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的境地。崇祯十七年(1644年)，李自成攻破北京时，朱由检自缢于煤山，终年三十四岁。清军入关后，以礼改葬于明十三陵中的思陵，庙号怀宗(后取消)，谥号钦天守道敏毅敦俭弘文襄武体仁致孝庄烈愍皇帝。南明弘光帝追上谥号绍天绎道刚明恪俭揆文奋武敦仁懋孝烈皇帝，庙号思宗，后改为毅宗。隆武帝改庙号为威宗。

轶事典故

好学不倦

崇祯帝还是一个好学不倦的皇帝，博览群书，举凡《四书》《五经》《资治通鉴》《通鉴纲目》《大学衍义》《贞观政要》《皇祖明训》《帝鉴图说》等典籍几乎朝夕不离手。他还命令武英殿中书，画历代明君贤臣图，写《正心诚意箴》，制成屏风，分别安放在文华殿、武英殿，以便随时激励自己。

年号起名

天启七年(1627年)八月二十四日，即明熹宗朱由校驾崩后十余日，朱由检在皇极殿即皇帝位，改年号为崇祯。在选择年号问题上，朱由检颇有斟酌。当时阁臣提供四个年号供他选择，一为“乾圣”，朱由检说“乾为天，圣则安敢当”;二为“兴福”，朱由检说“中兴甚好，亦不敢当”;三为“咸嘉”，朱由检认为“咸旁为戈，今方欲息干戈，勿用”，于是选择崇祯为年号。

僧尼相配

崇祯十一年(1638年)冬天清军内犯，兵部主事沈迅提出了一个荒唐的建议，请求崇祯帝以天下僧人配尼姑，编入里甲，三丁抽一，可得兵数十万。崇祯帝居然认为沈迅的建议十分有理，其言可行，立即将沈迅改任兵科给事中。

崇祯梦有

明末清初学者谈迁记载，崇祯十六年(1643年)五月的一天，崇祯帝梦见有人写了个“有”字，醒来后告诉太监，有人说这是吉兆。不久，会极门收到一件匿名上疏，说“陛下梦后，诸臣革革以为祥，臣窃以为非利，盖‘有’字，则‘大明’去其半矣!”崇祯帝龙颜震怒，命令搜捕上疏者，但却找不到。有人说上疏者就是李自成派出的奸细。

后来这个事件演变为“崇祯测字”的民间传说。李自成攻打北京前，派军师宋献策潜入北京，乔装成测字先生。恰逢崇祯帝微服私访，出来散心，看到测字摊，便说：“来，为朕测个字!”宋献策由此便知他是崇祯帝。崇祯帝看到路边“大有粮店”，写了个“有”字，并询问大明国运。宋献策说：“这是大明江山都去了一半了!”崇祯帝说：“先生，我问的朋友的‘友’!”宋献策说：“这个友是反字出头，恐怕大明江山朝不保夕，连一半也剩不下了。”崇祯帝又说：“我问的不是朋友之友，是子午卯酉的酉。”宋献策心说：“你还有准主意呀!”宋献策说：“皇上乃万乘之尊，酉字上添二点，下添寸，现在尊字下边缺大腿上边没脑袋，光剩中间一骨节还活什么劲儿?”

密室藏画

崇祯帝上吊后，在其身上的遗言旁边又有一行书写到：“文武百官全都倒东宫行在去。”原来崇祯帝以为内阁诸臣已经看到了他所写的朱书，却不知道实际上内传将朱书送入内阁时大臣们早已四散逃命了，内侍放在桌子上便走了，因而文武群臣并没有一个人知道此书。当初大内中有一间密室，看管的十分严密，相传其中有刘诚意所藏的秘记在内，说没有重大变故不能随意开启。到此时事情紧迫，众人开启来看，看到是一副绘图三轴，最末一轴图像酷似崇祯帝模样，身穿白背心，光着左脚，披头散发悬在空中。于上吊后的崇祯帝的情况没有任何区别。

大明陪臣

崇祯十七年，有个朝鲜人崔孝一来到在北京昌平县城外的崇祯帝墓前，绝食七日而死。像这样微不足道的事，中国史书是绝不会记载的，但朝鲜的正史和野史却大书特书，赞美这人是“千古义士”。

人物评价

人物总评

崇祯帝是一个勤政的皇帝，据史书记载，他二十多岁头发已白，眼长鱼尾纹，可以说是宵衣旰食，夕惕朝乾。史志称其“鸡鸣而起，夜分不寐，往往焦劳成疾，宫中从无宴乐之事”。[

崇祯帝执政时期，对于后金，群臣分为主战、主和两派。崇祯帝在用人方面，起用了主战派袁崇焕。文官集团使得军中之将只重出身门第，几次大规模对后金的军事活动均遭惨败，削弱了明朝的军事力量，最终无力镇压农民军起义，间接加速了明朝灭亡。

曾经强盛的明朝已经风雨飘摇，两党分庭对抗，却难寻能用之人，也确实难寻可用之人。崇祯帝即位之初在文官集团的帮助下诛灭魏忠贤阉党，却间接推动了文官集团的权利膨胀。

崇祯帝与臣子的关系或可说是历史上最为尴尬诡异的时期--相互仇视，相互依存、相互利用。崇祯在位的十七年，除了镇压农民军以及抵抗后金外，将更多的心力用于削弱文官集团的势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尽管崇祯帝志向远大、励精图治、宵衣旰食、事必亲躬，但他既无治国之谋，又无任人之术，加上他严苛、猜忌、多疑，对大臣动辄怒斥、问罪、砍头、凌迟，其残忍和冷酷与魏忠贤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不相信文武百官，崇祯帝还频繁地调整官吏，17年间他竟然换了17个刑部尚书和50个内阁大学士。造成国家人才匮乏，有心报国的志士既不肯也不敢请缨效命。无奈之下，崇祯帝只好培植私人势力，重新起用大批太监。与此同时，崇祯帝虽屡下罪己诏，然苛捐杂税层出不穷，民不聊生，而明末的众多农民起义也正是其贪财苛政最严重的后果。此外，在辽东战局屡败之时，不纳周皇后迁都之谏而丧失了最后的机会;而从南明诸政权观之，朱明皇室在满清的背景下号召力依旧不容小觑。故而，崇祯帝尽管勤政，却错误百出，不仅不可能中兴明帝国，其亡国也几乎是必然。

崇祯帝是一个被普遍同情的皇帝，李自成《登极诏》也说“君非甚暗(崇祯皇帝不算太糟)，孤立而炀灶恒多(即便他被孤立，却颇能为人民国家做出许多打击贪官污吏好事);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

崇祯帝的性格相当复杂，在除魏忠贤时，崇祯帝表现得极为机智，《明史》说他：“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由于较之前任的神宗、熹宗，甚至明朝中后期的多数皇帝，崇祯帝治国救国的责任感与雄心强上许多，故史家对于崇祯帝普遍抱有同情，以为崇祯帝的一生实是“不是亡国之君的亡国悲剧”。明朝并不缺少忠臣，也不缺少治国的良臣与御敌的良将，但崇祯的凶暴与多疑、懈愎让这些忠臣良将一个个成为刀下之鬼，而幸存的人只能选择闭口不言。他本来是有机会的，本来他完全有可能成为大明的中兴之主，但他失去了——这看来偶然，却又必然。

由于连年的灾荒，农民造反野火般的焚烧整个华夏大地，后金不断侵扰的边疆，导致军费不断激增，而税收却无法跟上，这一切的结果导致崇祯年间加税不断，民间称呼他为“重征”以代替“崇祯”。

虽然崇祯帝期盼着明朝能在他手中迎来“中兴”，无奈前几朝的积重难返，当时天下饥馑，疫疾大起，各地民变不断爆发，北方皇太极又不断进攻，加上崇祯帝求治心切，生性多疑，刚愎自用，因此在朝政中屡铸大错：前期铲除专权宦官，后期又重用宦官;在众大臣的吹捧下，崇祯帝高估了袁崇焕，误信了袁崇焕“五年复辽”的大话，以倾国之力打造了一条宁锦防线，结果后金从蒙古绕了过来，明王朝面临灭顶之灾。

史书评价

《明史·本纪第二十四》：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在廷则门户纠纷。疆埸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劝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迨至大命有归，妖氛尽扫，而帝得加谥建陵，典礼优厚。是则圣朝盛德，度越千古，亦可以知帝之蒙难而不辱其身，为亡国之义烈矣。

《明史·流贼传》：庄烈之继统也，臣僚之党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国家之法令已坏，边疆之抢攘已甚。庄烈虽锐意更始，治核名实，而人才之贤否，议论之是非，政事之得失，军机之成败，未能灼见于中，不摇于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遽失措。当夫群盗满山，四方鼎沸，而委政柄者非庸即佞，剿抚两端，茫无成算。内外大臣救过不给，人怀规利自全之心。言语戆直，切中事弊者，率皆摧折以去。其所任为阃帅者，事权中制，功过莫偿。败一方即戮一将，隳一城即杀一吏，赏罚太明而至于不能罚，制驭过严而至于不能制。加以天灾流行，饥馑洊臻，政繁赋重，外讧内叛。譬一人之身，元气羸然，疽毒并发，厥症固已甚危，而医则良否错进，剂则寒热互投，病入膏肓，而无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于流贼，而其致亡之本，不在于流贼也。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历代评价

南明大臣把崇祯帝抬举到千古圣主的地步，如礼部郎余煜在议改思宗庙号时说：“先帝(崇祯)英明神武，人所共钦，而内无声色狗马之好，外无神仙土木之营，临难慷慨，合国君死社稷之义。千古未有之圣主，宜尊以千古未有之徽称。”

清初张岱：“古来亡国之君，有以酒亡者，以色亡者，以暴虐亡者，以奢侈亡者，以穷兵黩武亡者，嗟我先帝，焦虑心求治，旰食宵衣，恭俭辛勤，万几无旷，即古之中兴令主，无以过之”。“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

明遗民屈大均：“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风雨迷神驭，山河尽国殇。御袍留血诏，哀痛几时忘!“

清人萧徵模咏崇祯皇帝的诗歌写道：心匪不仁计则穷，减夫派饷事重重。可怜三百年夭下，断送忧勤惕励中。

顺治帝：谕工部曰：“‘朕念明崇祯帝孜孜求治，身殉社稷。若不急为阐扬，恐千载之下，意与失德亡国者同类并观。朕用(因)是特制碑文一道，以昭悯恻。尔部即遵谕勒碑，立崇祯帝陵前，以垂不朽。又于所谥怀宗端皇帝加谥数字，以扬盛美。’又尝登上陵，失声而泣，呼曰：‘大哥大哥，我与若皆有君无臣。’上为后代所惓怀如此，况其臣民乎!”

康熙帝：明季所行，多迂阔可笑。建极殿后阶石，高厚数丈，方整一块，其费不赀，采买搬运至京，不能舁入午门，运石太监参奏此石不肯入午门，乃命将石捆打六十御棍。崇祯尝学乘马，两人执辔，两人捧镫，两人扶秋，甫乘，辄已坠马，乃责马四十，发苦驿当差。马犹有知识，石何所知?如此举动，岂不发噱?总由生于深宫，长于阿保之手，不知人情物理故也。

崇祯帝殉国几年后，有几位朝鲜官员引用崇祯帝“荒淫亡国”及光海君为例劝谏国王李倧(仁祖)，李倧表示：“崇祯皇帝因国势微弱，不能支保，实非淫虐无道之主也。设有可言之事，我国之道，礼当隐讳而已、悲怆而已，何敢形诸文字，与无母之人(指光海君)并论哉?”

锁绿山人《明亡述略》：庄烈帝勇于求治，自异此前亡国之君。然承神宗、熹宗之失德，又好自用，无知人之识。君子修身齐家，宜防好恶之癖，而况平天下乎?虽当时无流贼之蹂躏海内，而明之亡也决矣。

全祖望《明庄烈帝论》：“庄烈(朱由检)之明察济以忧勤，其不可以谓之亡国之君固也，而性愎而自用，怙前一往，则亦有不能辞亡国之咎者。”

乾隆帝认为，明之所以亡国，是因为万历、天启皇帝不理朝政，以致法度废弛。崇祯继位时，“国事已不可为”，他虽然辛苦经营17年，仍不能“补救倾危”，最后以身殉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