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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子为什么要堕三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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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孔子世家》：定公十三年（前497）夏，孔子言于定公曰，臣无藏甲，大夫毋百雉之城，使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先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率费人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孔子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城，公歙处文谓季孙曰：堕成，齐必至于北门，且成季氏之保障，无成是无季氏也，我将弗堕。十二月公围成，勿克。《史记·孔子世家》。

这件事也载于“三传”。

《左传》：（经十有二年）夏（定公十二年，前498）……叔孙州仇帅师堕郈……季孙斯、仲孙何忌率师堕费。

（传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追之，败诸姑蔑，二人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歙处文谓季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季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季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

《公羊》：

定公十有二年（前498）,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曷为帅师堕郈，帅师堕费。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雉在何，五板而堵，五堵而雉，百雉而城。

《穀梁》：十有二年……叔孙州仇帅师堕郈，堕犹取也……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

我们并不知道这四位作者对于堕三都事的资料来源，但从《史记》、《左传》、《公羊》看来，孔子、仲由都与此事有关，而且孔子是向定公提议取三都的，而仲由又为季氏宰，定公和季孙都可以同意。孔子堕三都的理由是，“家无藏甲，无百雉之城”，乘其虚而攻之。姑且不论孔子的战略思想正确与否，这场小战的意义何在？

首先孔子为什么要堕三都。

定公十年（前500）……侯犯以郈叛……叔孙谓郈工师驷赤曰：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侯犯奔齐，齐人乃致郈。经十有二年……夏……叔孙州仇帅师堕郈……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传十二年……

这一段和《公羊》比较，《公羊》给我们另一消息：“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

孔子为相，三桓应该首先赞同，不然是不可能的。那么孔子为相的第一要务是为三桓服务，所以说“三月不违”，使季孙对他无疑，为了再进一步得到三桓的认可便提出堕三都，因为《左传》说，“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而“无成是无季氏也”，而那时正好三都“家不藏甲，无百雉之城”，非常好取，孔子选择对手无备的时候进行突击以固三桓。

就在这种诸侯、大夫、陪臣的争斗中，还有一个小小的插曲使人难以理解——所谓的难以理解是孔子对自身供职鲁国的危机感和使命感。

《论语》说，“公孙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只是在那一年，不少人猜测过，但并不可靠。《左传》在定公十二年说的“季氏将堕费，公孙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孙不狃应该就是公孙弗扰，但绝不是在定公十二年时召孔子的，孔子在定公十年为相而有喜色，肯定的安于其位，那么这件事应该更早了。《春秋》并未说公孙弗扰那一年以费畔召孔子。定公八年时《左传》说，“公俎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就在这一年冬十月阳虎叛，来成，入于讙阳关。五人可能因阳虎而叛，但史未明说。五人之叛或至少公孙不狃之叛当在定公八年尾九年初，那么公山不狃召孔子应该是定公九年初的事了。孔子是动了心，原因是他在鲁国不得重用，所以公山不狃以费召，他就跃跃欲动了。史家讨论孔子被公山不狃召早于定公九年，与《史记》不合，于理也不合，原因是孔子在定公十年为相，何其速也。《史记》说得很清楚，公山不狃召孔子时，他：循道弥久，温温无所试，莫能己用，曰盖周文武起丰镐而王，今费虽小，傥庶几乎，欲往。子路不说，止孔子。孔子曰：夫召我者岂徒哉。如用我，其为东周乎，然卒不行。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司空为大司寇。《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在一年半之中连升数级，只因阳虎为乱，五宰随从，鲁国无人，而孔子政绩斐然，学问文章又异乎人，所以定公一下就擢孔子为相，这在春秋时代并非一件奇事，况且孔子和三桓很合得来，对季孙“三月不违”，也许这是孟子以后说的“为政不难，勿得罪于巨室”的写照。孔子有执事权，无政权。

从孔子欲应公山不狃之召的事上可以看出鲁国当时的政治是很乱的，看不出什么前途来。阳虎事件中显出三桓的保守和无能，定公的无能。孔子下意识中对鲁国政治的失望可以从这件事上反映出来。在鲁国无权不如在费而有权，在鲁国不能干的事也许在费可以干，管他公孙不狃是叛鲁国的，管它费是小邑呢。孔子即便为相，有能力，以他的想法在鲁国也是呆不下去的。果然，季桓接受齐国女乐不理国政，孔子喟然而去卫，那是定公十四年的事，只做了一年的相。

孔子要接受费召有好几个原因，他那时已经五十多一点了，虽然“五十而知天命”，但还是跃跃欲试，的确有怀才不遇、老大无成的急迫感。他又是出身贫贱，不识得王公大人，没有富贵的亲戚支持，父亲叔梁讫虽然是一员将才，但还是一个粗人，且父子的关系似乎也不密切，要凭本事一步步爬上去，五十以后怕是看不到什么希望了，而鲁国当时三桓执政。从季桓子欲接受齐国女乐、怠于政事看来，连子路都以为不是孔子应该呆的地方。幸而他算是上去了，但他并没有受重视、被重用的感觉。孔子却仍然抱着幻想,但“鲁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则吾犹可以止。桓子卒受齐女乐，三日不听政，郊又不致膰俎大夫，孔子遂行”。《史记·孔子世家》。

孔子是不惜进入兵戎相见的冲突的。在道理上，堕三都是义战，还是各为其主？孟子以为“春秋无义战”，这又该怎么说呢，孔子也作不义之战？矛盾的是孔子一面宣扬王道，一面追随霸道甚至准霸道。连追随准霸道也无王问津，王道的事就不必谈了，那套“朝闻道”又有什么意义？当然，王道可以作为儒家的政治理想，那么它和乌托邦又有什么分别？

孔子时代各国争霸，扩张版图，强凌弱，富欺贫，穷兵黩武，诸侯与诸侯争，一国之中大夫与诸侯争，大夫与大夫争，陪臣与大夫争，陪臣之间争。孔子、仲由问政就必须进入到政治斗争中去，在这种时候宣扬“王道”是没有用的。孔子不见用于时，他的弟子也不见用于时，说明他们的道理跟不上时代的要求，是一个空的理想而已。理想是空的，实践起来不免要动干戈，而动干戈也不定有什么结果。这也许就是世代儒家同样有的用兵的苦衷：理想与实践并不一致，形成了一种无可奈何、无望于道而又汲汲于王道的分裂心态。

也许儒家直至清末，从未认真地将战争的理论提出来的缘故之一是他们生活在强权的统治下，而这一强权的内部统治是以镇压来完成的，保存的，不可能有任何逻辑的认证；对外则一贯受到欺凌，人力和物力在任何优越条件下都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虽然卫国卫民不需理论大力的支持就可进行战争，甚至毁灭性战争，但战争的最终结果却又无法预见，儒家的战争理论因此始终是暧昧的，孔子也就是在这种暧昧中生存的。

从春秋史来看，甚至从中国历史、世界历史来看，这种周文武起丰镐而王并不可能是个事实。世界是以武力征服，国家是以物产、生产丰富而发迹的；丰镐的故事毋宁是个以遵德起家而平天下，由成功了的周朝宣传的神话。春秋的时代是一个以武力相互并吞的时代，根本不可能等一个小国慢慢地强大来解决。根据《史记》，如果齐国对鲁国有了一个孔子般的能力就想尽办法，不惜以女色、音乐来腐蚀季桓子，可见平日对于周围国家发生的大小事是非常注意和敏感的。孔子即便能受到季桓子的重视，一旦齐鲁交兵，其后果应是鲁国失败的多，齐国不会乖乖地等鲁国强大。还有晋国、卫国，也都是虎视眈眈地在一旁；而鲁国只是一个腐败的政权他们就放心了。

孔子如果真能复兴鲁国，要想成为“东周”又谈何容易，必须进入大规模、大范围的战争，有些像是秦并吞六国那么的不断的大战、小战，使战争的频率加速。有了像孔子那样的贤人有时候并不是和平的征兆。更说，孔子能不做“素王”，绝对是想抬出一个“晕王”来。孔子的王道背后是为了理想而不惜战争的。战争的残酷可以在思想上不流一滴血，但在实际上要大量的流血。我们说孔子主义从未认真的将战争的理论提出来是说他们并不考虑战争的代价，生命的付出；并不需要从百姓的利益着想，更不需要问百姓的意见。

单字解释： 孔 子 为 什 么 要 堕 三 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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