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理解孔子的“不可使知之”

一、知孔子在这句话里说的知并不是知识，而是讲治人者做的事不应给民知道。治人者，王权一般做些什么事呢？这些全不该让民知道吗？还只是一部分可以让他们知道，一部分不可以让他们知道？如果是一部分，是哪一部分不让知道？有些事，你让不让百姓都会知道，那么不使知的意思只说不使知掌权者的意旨么？比如说打仗。不该让民知道归根到底是怎么打起仗来的：为了美女，为了钱财，为了扩张土地，还是为了私仇就将民送往战场？还是为了道义，为了拯民于水火之中？和民最有切身关系的莫过于赋役，前者要民出钱，后者要民出人，把征赋役的理由讲清楚又有什么不可以的？除非赋是为了私欲，役是为了大兴土木。民对于治水、造桥还是肯出力的，知道了出力更多，又有什么不能使知的？儒家历来有这么个共识：民可以乐成，不可以虑始。不使知是否说这方面呢？就是说，民是不可能有远见的，那些大的工程他们不会懂，而等到完成了以后，他们见到了效果，利民、利国他们就会高兴，开始要他们掏腰包，要他们一同虑始是不可能的。

其实这也不尽然。在抗战的时候，民大约没有什么可乐成的，一切都是苦始，苦虑始，成遥不可见，但最英勇，能吃苦，不怕死，将身家性命一齐搭上的恐怕还是民。民虽然看不到，也无可计算胜利什么时候来到，他们抗战的意志还是坚强的，这种情况和“可以乐成，不可以虑始”放在一起看，民的形象就比较完整些。

知实在是个问题。当今电脑网络盛行，知似乎已在大家的室内，只消开动电脑，能上网，得到谷歌或相似的协助就能知天下。信息从各方面来；不是没有信息可知，而是被信息所淹。高级一些的政治、人文、经济等，每一专业每年都会有上万篇论文，没有一个专业人士可以说自己对本行中的论文都过了目。人当然可想办法来筛选，看评论，拣重要的论文看，就能做到基本的阅读，知道一专业大势。但在那么多的、有关系的专业下，能达到基本的阅读么？恐怕是不能的。可能的捷径是寻找新的理论，提纲絜领，庶几可以知道专业的大势。但这样的知是不易得的。而知一专业并不能代替其余对自己专业重要的有关专业，知的问题就愈加复杂了。“可以乐成，不可以虑始”的咒语可以同样在高级知识分子身上奏效。我们不能不发出古人的浩叹：“吾生有涯而知无涯。”

“知”，有生而知之者——绝对绝对的少数；有学而知之者，恐怕也是绝对的少数，剩下来的我们就是一大群无知或多少无知的民——高级知识分子在各种知上，除了他们的专业之外，也成了无知。正因为人的能力是有限的。白天就是思了，或能思，或以思为职，晚间回到家里头脑已呈饱和状态，思不出来，那时只想酌一杯酒，看会儿电视、吃饭、睡觉。有天大的事也不能问津了。公民对国家的、社会应尽的义务，社会上的律法、规则、经济、政治大事、教育、医疗、福利等，只能稍后再问，大爷需要休息了。日复一日，年复一年，生活上大部分问题是为无知渗透的。放长假的时候，巴不得将一切推光，去大自然躲躲，去外面换换空气，游一游，什么都顾不得许多了。把应知的推给那些专业的人吧，自己只能“由”了。

我们的世界里面，分工愈来愈细，专业愈来愈多，只有根底很深的，有学问的人，在相当时间的研究、学习以后方能发表些不会贻笑大方的意见。即席挥毫的人，不管有多大学问还是会犯错误，有时犯严重的错误。即以环保为例：大家对自然，自然的灾害等都觉得是切身的事，尤其是食用水，日用、时用、分用的空气，人人都有话说。但是，要能说些有意义的话，是要向环保专业的人学的，这也不是一天两天能完事的。尽管如此，我们亲眼看到一些社会的精英们在浪费天然资源：汽车、用水、用电、用煤气，他们觉得既是社会精英或名人就应用的比一般的人多。他们本身就是环保的问题！在这方面，知得越多当然越好，但由的多却更好。

知又有一定的要求。中国有句话，叫“一瓶不摇半瓶摇”。瓶中水越少，摇得更厉害。半瓶醋的如果坐在上面摇起来，大家都要由他，那就坏事了，但这世界满是半瓶醋，还要训话，作指导、领导。民要在这方面由，他们更应闭嘴和民一齐由。

不管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的时代里，无论有学问的，差不多的或无学问的民，只好将知的重任交给媒体，让他们代我们知，然后告诉我们。比如国际政治。即使总统大人，手下干将如云，也还要仰赖媒体得到许多信息。这世界太大，分工太细，事故太多，单靠自己的部门还是不行的。

西方的媒体渐渐地被一些大资本家或集团集中起来，动辄好几万人为之服务。他们的记者遍天下，且到最敏感的前线去。这时，那些使馆大人还在睡大觉，参加外交的鸡尾酒会。记者的信息一般是灵通的，但是我们千万不能掉以轻心，这些信誓旦旦的记者有时也会犯下很大的错误，他们的主管更是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他们的知便会带上有色眼镜。仅举一例说明。

美国人、西方人作为一整体来说，素以传媒民主自许。说久了，自己就信了。但是有些事，民主的媒体也是讳言的。笔者个人在西方多年，在北美已近四十年，居然在新奥尔良遭加屈里那大风时大吃一惊，看到了一般被官方与媒体讳言的方面。话也要说回来，尽管讳言，还是通过了媒体才认识的。新奥尔良在暴风巨浪冲破围堰之后被淹没。一些外国的媒体首先将不见天日的新奥尔良穷苦的人的世界在电视上播放出来，那是平素在媒体上看到爵士音乐盛地、曼歌妙舞，酒吧林立，人们寻欢作乐的人间天堂的后面是一群衣衫褴落、贫穷绝望、哭告无处的黑人的世界！在躲避暴风雨的、能容五万人的市体育馆内，全是黑人，很难看见几张白人的脸。这个新奥尔良，美国人、加拿大人是不认识的，世界更不认识！媒体怎么也从不告诉我们？在这世界上富强之首的美国竟还有这么个世界的存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在四十多年前曾经说过，只消二百多亿美金就能消灭美国的贫穷。今天，美国政府每个月的赤字就达六百多亿七百亿，美国的穷人如故，比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又增加了好几个百分点。美国政府看来在十年之内恐怕连收支平衡都达不到，还怎么可能解决贫穷的问题。最令人不解的是，媒体在加屈里那事件之后又渐故态复萌，集中于报道新奥尔良的建设了。

媒体在失责时，政府在委蛇时，民主政权中还有一些方式可以将知传达给百姓，如统计局有关社会民生的资料：保健、生计、能源、环保、医疗、教育、资源、农业、工业、科技、通信、交通、经济、政府机构、失业率、消费、生产、投资、土地、森林、河流、土壤、建设、银行、保险、人口、寿命、犯罪、贫穷、军队、警察、司法。此外，大学中还有对社会、人文较深的研究和理论也能帮助百姓知。

有些民是不愿知的，或者说，他们没有养成知的习惯。他们将知的责任交给政府、媒体以后最多是看一回报纸，还要简单易懂的。许多民更关心的是体育、娱乐业；投资的关心股市，或一些动人的新闻和星闻。我们所居住的房屋业主在年会中赴会表决自己房屋的管理时，最多是三分之一与会。业主更向往于将权交给业主协会，让他们来领导，自己则由之。他们都不愿知道业主年会决定些什么，有些什么问题。业主会决定他们每月缴多少钱，他们照付；一些行政工作者怎么花钱、花多少钱，他们懒得过问。一会之内，尚且不愿知，何况国家大事！如果翻开业主委员会几位仁兄的账，花钱不像流水，也像倒水。花别人的钱总是比较痛快。且这些仁兄臭味相投，花钱不皱眉，还能向某些业主的孩子施些小恩小惠，让与会的业主投他们一票，巩固他们的统治，这么一个小的世界就是大国的，世界的缩影！孔子说出了上一句，忘记了这下一句：“民不愿知之，奈何以知强之！”没有这下一句，句子是不全的。

西方人以民主为荣，当然和不民主的国家比起来，荣还是有的。但我们总有这么个印象，西方的民主对内并不怎么荣。比如处理北美洲印第安人土地权的谈判可以一拖几十年，拖死两三代人，直到印第安人动武，强行隔断争论土地的交通要道时才急急忙忙地呼爹唤娘。如果一些极权国家的民主生活改善，他们就不会那么大胆的不顾自己百姓的民生。似乎在投票前，执政党最起码要将政绩中的正负数据拿出来，好让民有检查的余地。这些数据应当人手一册以便于投票。但如今，有钱的政党利用媒体说自己好话，说反对党坏话，彼此攻击。民不知何去何从。知便成了大问题。这难道就是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写照么？我们的意见是，使与不使，民就是不知。不知再加无知就会坏事。

民主是一个政治制度，也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不是什么不变的真理。西方人民有了投票权，可以表示对现有政府的取舍。虽然，这也是一件历史大事，但总不能以此为足吧。是的，民主制度带来了法制，两权或三权分立，但民如果只能在投票时，四五年一场选举，这味道也未免太淡了些吧。什么时候民才能知，才能不把选举权给政党、媒体而由呢？

在春秋孔子的时代中，大体上学在官府。孔子布衣授徒执教，在那时还是一种时代发展中容许的革命。大部分的民不可能接触到教师，更不大可能有像孔子那样较少的教师，是无缘于知的。民在勤勤恳恳地耕种纺织、养家糊口，还要应对赋役，这就够他们忙的了，勉强地要求他们学、知是不能行的。也许这是孔子的意思：不学无知，知而不当，小知不足以符大知的要求，最好还是不使他们知的好。孔子的“不可使知之”，是在历史一定的进程中对于不学，无知的民的判断。同样执“不可使知之”的政客可能就是愚民的策划者，是不能同日而语的。

从古至今，掌权的人总有一大堆的“机密”。他们以为“国家”、“外交”、“财政”、“军事”都是些国家大事，不应让敌人知道。许多时候，并没有什么敌人，有的只是“民”。一说到机密，不仅不让民知，甚至知是犯罪的。美国素来以民主开放而自豪，但一遇到“恐”，便全成了国家机密，一问三不知。谁来规定什么是国家机密呢？当然还是那些执政的人。这就是，他们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还有民主么？民对政府视之为最大问题的反恐的来龙去脉不知，哪能行使选举权？

美国有些高级自由主义分子，他们的名字忘了，也提倡过社团民主。就是老子的小社团、寡民，各自负责社团事务的一种自由主义的乌托邦。有些郊区的新社团，房价是中上，至少中产阶级才能负担，里面小社团需要的应有尽有：学校、医院、邮局、警察局、法院、娱乐、市场、公共广播、托儿所、养老院、饭店、教堂、超市等。一切事务由社团会议解决。社团按时举行选举，选出公共事务的负责者。只是这种小社团是不直接生产的。它的成员需要在小社团之外的大城市工作，才能有经济的力量维持高水平的生活，才能达到知（公共事务）、才能自由（做出相应有关社团的决定）。我们上面称之为“乌托邦”，因它认为小社团的存在是民主制度支持的，而这一民主制度是天经地义的。这种天经地义的民主制度是不需证明，而是自明的！知是知了，由还是美国民主制度所由的。这就离孔子所说的“民可使由之”并不太远。当然，细说起来，连这些知都是有问题的：自以为知（高级知识分子），究竟这知中有没有大问题？

孔子的“不可使知之”不是道理，而事实，离今天的事实也不会太远。当然，民有知的问题，那些掌权、发号施令的人就真的知了么？知的正确么？不正确又怎么能代替民知，更怎么能使民由之呢？问题是达到什么程度才是知？从知而易为由的过程是什么个过程，能保证知的本质么？

从知的本质看来，一切最为客观的知的人都是借了别人的、不遗漏重要问题的知做成的综合；除非停留在绝对统治之上，对每一个重大问题的知都专长是不可能的，而且就是专长某一问题也不是保证没有重要缺失的。从绝对的统治，提高到相对的统治，再提高到知的统治是统治本身进化，优化的必要。大家都知道，绝对统治是必败的。对一切人，包括对自己、自己的家族、最亲爱的人都是有害无益的。孔子也不是从自己的知、以为最为客观的知认识道，以道来干政的么？在客观的辩知上应自以为是站得住、不怕检验的。但又是谁来检验呢？民？民是不大可能的，因为他们为知所蔽。或是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不知其三。孔子还能只知其一二而不知其他，要有什么主张，什么决断是必会错误的。因此，提出了一个“不可使知之”的建议。知一知二不若不使其知，这也恐怕是现代不赞民“愚民政策”的诸公、在实践起来完全走孔子“不可使知之”的道路。等到做出了一点成绩来，便对民说：看，我们做得还是对的，你们要是知道（花那么多钱，打那么多仗，牺牲那么多人）肯定是不赞成的！问题就是，如果民不知，客观未必成功！至少不一定成功，那么民的知和不赞成有时还能是有用，甚至很有用，作为错误决定的砥柱！

看来，“不可使知之”还是很相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