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眼中的“人”

我生于父母、一个有相当人权、民主的国家，这一个国家的文化相当的高，我就是个人了么？我当然是人，可以以基因、护照、学历、国家的社会保险，我自己的宽裕的生活等来证明。我和高级动物，原始社会的人是有分别的，我是一个文明的人。我们的人的概念在这里已经有了更进一步的定义。人不仅是西方人所谓的理智的人（animalrationale），还是一个文明的人。“文明”和“野蛮”相对。相对的内容是“礼”。礼虽然是中国的概念，但许多方面可以用于现在的“文明”人。只能说“许多方面”，比如说在上公共汽车时自动排队，不争先恐后，尊重别人；公共场所不大声喧哗；不随地扔垃圾；保持身体的清洁,等等。我在法律上为国家、社会、个人尊重，有相当的人权。我也在法律上尊重国家、社会、他人。我在社会上做到相当的人道主义，如我在知道了人们的苦难之后会解囊相助，会参加一定的公益事业，在国际政治上献出个人的力量反对侵略、剥削、奴役等。这些都是对一个现代文明人的要求。孔子主义在此外还有别的要求，将“人”更提高了一个层次。这一层次分三个方面：君子、学与艺、安人。

1?君子

说文：君，尊也。“君子”可直接译为“有地位的人”，假借用为“行为高尚的人”，从有更高社会地位的变成更高行为的人。这一名词应用的本身就说明着“人”的观念的演进：人不仅是有理智的、社会的、有地位的、有财富的、专业的、“家”类的，有父、母、子、祖等关系的人；“人”应是行为高尚的人，应是“君子”。

比如说，中国过去的社会上盛行“谦让之风”。现在社会少了，越来越少，大家都担忧，何时能恢复。一个如驾车的社会行为，上乘便是谦让，下乘便是抢先。谦让者是君子，抢先者是小人。

比如说，责己严、责人宽者为上乘；责己宽、责人严者为下乘。

人的行为可以有千千万万，在这些行为上进行分野，便有了君子小人之分。有时还有人与禽兽、低于禽兽之分。孔子的君子之说是指人的行为，后者当然不是《论语》一书能包揽无遗的，因为孔子大多是针对实际的情况而言，非理论性地论君子的。因此，我们只能再从孔子的论君子中举出几点原则，它是一个开放式的，只“止于至善”的人的概念。

我们特别把“君子”，“学和艺”，“安人”分别提出来，只是为了方便，使一些概念稍清楚些。我们知道，在孔子主义中，许多像这样的概念会相互交杂、补充，不能作为等级来看。但有时候，这些概念好像也并无内在的联系，比如说，要达到仁、孝，并不需要是个有学问的人，因为有许多人并没有学的条件，而仁和孝只要是人都可以有。此时，一个仁孝之人便是人中君子。这种说法，一切大的宗教、主义也都雷同。但它并不意味仁和孝可以代替学。认为仁和孝足矣的说法是会将人变得愚昧，走到反科学、反学术的方向去，这也是要避免的。孔子一生说仁、孝，却总是不忘将学与思推向前沿，这是历史上孔子主义者同意的。这样，欲为君子，学和艺就成为重要的追求对象了。

我们将把孔子主义中的君子分为几个方面如下：

a君子的质量

君子是一个无忧、无惧、无惑的人，孔子自己还未做到。《论语·宪问30》：“君子之道三，我无能焉：仁者不忧，智者不惑，勇者不惧。”这不应该只是谦词。像孔子这样的人，应该是实实在在，有什么就是什么。我们也不能怪他尚达不到自己所订的、所服膺的君子的境界，因为达到它就是仁、智、勇的人。我们知道孔子是不居仁的。《论语·述而33》：“或圣与仁，则吾岂敢，抑为之不厌，诲人不倦，则可谓云尔已矣。”

君子又是一个正义的，对他人有礼貌、谦逊、守信的人。《论语·卫灵公17》：“君子以义为质，礼以行之，逊以出之，信以成之。”

b君子求道的升华和选择

儒家有一个较为独有的品质：敬。孔子对它的理解是“修己以教”。《论语·宪问45》：“君子修己以敬。”它是“尊敬”、“慎”、“惕”、“警惕”加起来而成的“敬”，它是人对他人、自然、物、事的基本态度，宋儒将它发展成“敬独”。太史公说起尧：“乃命羲和敬顺昊天，数法日月星辰，敬授民时……敬道日出……敬道日入。”《史记·五帝本纪》。这应该是先民传下来的，由孔子为之解释的“修己”的一个重要的、君子的品质。

在社会上，个人寻求的是道。在个人的生活中第一件大事便是生活和寻求使人向往的富贵。但是升入富贵的阶梯太窄了，春秋时代，除了一些商人之外，大半的士都是贫贱之人，连生活也会发生问题。孔子提出：“忧道不忧贫。”《论语·卫灵公31》。更进一步：“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论语·学而14》。“谋道不谋食。”《论语·卫灵公31》。

在小农经济的社会里，大多数的士子是贫贱的，在饥饿线上挣扎；生活中人们主要的忧虑是食物、贫贱。孔子所能提出的解决办法是“求道”。在他的门徒中，颜回是个榜样。颜回不仅是“忧道不忧贫”，而且在一箪食、一瓢饮的条件下“回也不改其乐”。这种“忘食”清苦的精神是求道的升华，是儒家求道者的理想境界。它是件难事，但对于君子来说是必要的，这一精神到了孟子就成了“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

在求道中，很自然的出现了“怀土”。《论语·里仁11》：“君子怀德，小人怀土。”也许在孔子十多年的来去奔波于各国之间，以求君王行周道时会“思乡”。在过年过节的时候，人们会“每逢佳节倍思亲”，乡土之情的来源之一是亲情，在求道时也升华了。对君子的这种要求似乎是过高了，不是多数人能接受的。孔子比较严厉，要求比较高，直将“怀土”的人比作小人，也许可以作为砥砺门徒的方法。肉总是好吃的——孔子不是素食主义者——酒总是诱人的，富贵总是人所愿的，脍是不厌细的，那么乡土总是可恋的，何小人之有？只有在与道的选择时，这些好东西都会退后一步。而当它们成了和道冲突的时候，就变成了累赘，对它们的依恋和选择便成了小人的行为，这似乎是很清楚的。人在生命中不可避免地会在“好东西”和“道”前要作一选择，作一先后的处理，是孔子将这种选择和升华那么清楚地提了出来。人们不必是孔子主义者，但分辨自己的选择是必要的。有多少思想家、大家、人权维护者、人道主义者等能过关的？

c他人

十九世纪、在两次大战前后的二十世纪，西方出现了许多人道主义的思想家，联合国宣言是在他们的影响之下写成的。人权、人道的重要性渐为人注意和接受。这其间的中心之一是“他人”（theother,l’autre）概念的崛起。

法国大革命首先提出的“自由、平等、悌”（liberti,égalité,fraternité），子夏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论语·颜渊5》。其中的“悌”是后来“他人”概念的基础，人和人不但是平等的，即“他人”是重要的，和“我”同样重要，也和我有如兄弟姊妹般的亲密。

大革命是政治革命，它的思想背景是对主宰了西方十多个世纪的神权和君权的反抗。那时的思想意识是：上帝从虚无中造的人。上帝是一切，人什么都不是。人在西方的封建主义中是农奴的价值，为贵族服务，臣服于上帝在世间的代表教皇和君的权，别的什么都不是，可有可无。教会虽然以人是上帝之子，基督来到世上为之钉死在十字架上而得到救援，是基督的兄弟，为上帝的肖像，但在神权和封建制度下，人是虚无。笛卡尔的主观主义（subjectivism）的认识论却将人的认识作为起点，才托出“我”的重要，也就成了法国大革命时凸出的“人”，即“他”的重要。从概念革命走向“人权”，走了近四个世纪。从法国大革命走到“他人”在概念上的重要走了一个多世纪。

二十世纪，二十一世纪，由于“他人”、“人道”等的重要，在西方的社会上出现了许多福利，如医疗保险、养老金、受教育权、福利金（失业、救济），对人的生命的重视如搭救，如开矿、劳动的安全，日内瓦协议的不虐待俘虏、不侵犯邻国，尊重个人的财产、生命、爱情，连带着取缔种族主义、宗教迫害、政治迫害，等等。这些都是“人权”的基本要求，不管西方政府推行得怎样，始终是百姓关心的问题。国情如此，百姓当然会受到影响，这是西方人的主要意识形态。百姓中固有君子、小人之分，但大体上还是往尊重“他人”的方向走的。

两千五百多年前，中国的“他人”已由孔子归纳，并提出“君子”概念。那时候的小生产农业社会当然不可能想象今天西方的社会福利的规模和政治上的考虑，但在人和人之间却走得很远；一直到今天，它还不失是个人与他人关系的很高的表现。它的概念和实践就是“君子”。

今天所谓的“尊重他人”，孔子的话是“修己以敬”《论语·宪问45》。，“尊重”、“敬”在这里是同义的。因为时代不同，孔子的“敬”自然没有今天的社会内容，但要是换在今天，孔子的“敬”是会在相应的社会条件下包含今天的“尊敬他人”的内容的。孔子说的“修己以敬”却指出了另一个易为人疏忽的、很重要的内容：“敬”是需要“修己”的。“民主”、“人权”、“人道”等的意识形态固然是社会的，也是个人的、人的。只是人不一样，有“君子”、“小人”之分。不是一切二十一世纪的西方人生下来就是君子，就会尊重他人，天上不会掉馅饼，生而为圣人是没有的。那么，个人必须要努力，才会在已有的社会道德上成为“君子”；“敬”是要修的。这一点往往为人忘记：一些小人也在大讲“人道主义”，也在自视极高地诲人不倦。

“己”有极多内容。还是要一说再说颜回的话“智者自知”，苏格拉底的话“知道你自己”。也只有自知后才能修。以为有了什么国籍、有了相当的财富、文凭就得道，因而尽毕生之力来得到它们，将“己”推在一旁，不修不问该是生命中的最大错误，对生命最大的浪费。

在“自知”上，孔子主要用的功夫是“恕”和“耻”。

子贡曰：有一言而可终身行之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23》。说文：恕，仁也。它是仁的一个方面，就是对别人的宽厚和原谅。它是把他人当作自己。自己做错了事，甚至犯了罪，总会给自己另一个机会来改正。自己不愿被自己弃绝，那么对别人也就应当从宽。尊重他人的第一要义是“恕”。这才会有“人不知而不愠”《论语·学而1》。的君子品德。

我们所说的“社会”，或“人是社会性的人”（asocialbeing），其实社会是一连串的“他人”组成的，只是更具体、更实在。远的他人有陌生人、外国人、野蛮人、路人、侵略者、强奸犯，等等。往好里说的君子、圣人，他们不需我们恕。近的他人有亲戚、朋友、同事、同乡、公民，这些人，这些他人，他们都应被包含在恕道之内。当我们看到一个实在十恶不赦的人，还能以恕道行之么？孟子的恻隐之心能行之于这些人么？想起这些人也不是生下来就十恶不赦，而在恶的道路上愈行愈远，是否可能萌恻隐之心而恕之？“恕”也不是一个天上来的命令，一个高尚的概念就能够油然而生的。表面上宽恕了他人，骨子里并没有，或是不可能有也是情理中之事，那么恕道是不可能了的？将一个十恶不赦的人枪毙是法律的、公正的要求，在个人的感情上还能恕他么？不论无条件的恕可能不可能，个人对自己肯定是免不了要有一番交代的。特别面对自己曾被施虐的对象时，还能对暴力的主使者以恕道行之？君子不那么容易当，棘手的、感情的问题很多。在和平、物资丰富的年代里，暴力来自犯罪，一般除了惊世骇俗的罪行是不多现的，不会成为个人的问题，但真正恕的问题是存在的。

当人们的乐观、对幸福的向往、对人类的温情、爱情为悲剧和痛苦挡住的时候，恕道可能被一扫而光，那才是恕道接受考验的时候。当人们再度醒来时，一种悲情将永驻目击和经受悲剧者的心灵，直到死去。孔子的一生可能就有悲情的成分。

孔子主义中有一个很深的、高尚的品德，那便是“行己有耻”。《论语·子路19》。这就是后来贯穿在孟子中的“羞恶之心”。耻是完全出于主观，在达不到自己所定的道德标准以后所感觉的羞愧之心。

道德，它不是社会给我所定的社会的准则，而是我自己，也只能是发自自己的、与他人关系的标准和高度，和心理分析理论中的“超我”是两回事。它是自己认为经过一定努力能达到的各种指标，在与他人过从之间可以做到的却没有做到，感到羞愧。没有别人的责斥，可以做，可以不做，自己就没有做，或是盛情上出现的嫩稚、乖戾、麻木、愚蠢、自私。耻是自己伤害了他人而冥顽不化，自己对强权、暴力、权力的妥协而不脸红，自己出卖了朋友而不自责，将自己的心灵玷污得如一淌浑水而不自责。

2?学与乐

孔子以为君子应该“博学于文”。《论语·雍也25》。因为在另一篇文章中讨论过孔子的学，这里就不多赘述，只在“博”学上略作注解。说起“博”，在那个时代可以说是无所不包的“文”：诗、书、礼、乐、御、射、数。这在西方与稍晚孔子一些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希腊时代可说同出一辙。孔子是个哲人，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也是哲人。那时的“哲”可以用“知”、“智慧”来理解。“知”可以是有什么就学什么，“智慧”可以说是知所知，亚里士多德把它称为形而上，逻辑、范畴等理论的和科学的知。孔子的知包括了“知己”，“知人”的心理学、行为学、人学、动植物学、政治学等。在现代，这种“博”因各种知的扩大和细微是不可能的事了，但人除了专业的知识外，还是在寻求许多与人、自然、科学有关的知识。后于孔子的庄子已叹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庄子·养生主》。现代的人更不用说了，只能叹生命的短暂，“博”也是很相对的。我们只能将“博学”作为“好学”，一种对于知识的兴趣、好奇、开放和渴求。上天和父母给了我头脑，我不要浪费了它；如果我有条件，有机会，我是应该学习的。老子反对学道，但赞成学习：“为学曰益。”《道德经》今本，48节。

在艺术方面，孔子着重的是音乐。也许那个时代的音乐除了民间的歌唱跳舞之外，主要在王室，而周公、成、康制订的乐是和礼并行的，在一切盛大的礼仪中都会有音乐，以至于孔子说“立于礼，成于乐”。《论语·泰伯8》。它有三重的意义：在行礼仪时的伴随的音乐，以音乐来完成隆重的礼仪和在人格的修养上以音乐来完成。如果我们将“乐”和孔子对“诗”、“礼”的态度合起来看，我们便会知道音乐对他是如何的重要。他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论语·述而13》。他喜听音乐极可能是多种乐器组成的、现代所谓的交响乐：“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23》。

音乐会对人的精神起净化的作用，也能将人从纷扰喧嚣的环境中拔出来，使人沉醉，使人感动。我们可以作一试验：当我们在高歌或低吟时，一种感动的心情由之而生。现代的科学可以将画面数字化，不知哪一天可以找出感情的规律来，将其音声化，那要困难得多，但也不是不可能的。人一直在将感情化为音符，利用管、弦、鼓、钹等将其宣发出来，我们可以套有子的话说：未闻好音声而习残暴者也。孔子的“成于乐”是对人性精确的描述。

“人”应该是文化中人，“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其兴趣表现在像曾点那么的：“‘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论语·先进25》。音乐、舞蹈，这一人类从原始社会传下的遗产是多么宝贵，被许多不肖子孙玷污了。也是，人命尚且能罔视，还有什么不能干的呢！

3?“修己以安人”

人是社会性的人。人不仅是基因规定群居——动物基因也规定群居，特别是高级动物——人和人之间会产生一种爱，即人可以关心、爱护、亲近他人。这一种人性的特点是“修”出来的。一些大宗教，如基督教便教导其子民爱人如己，佛教教人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孔子主义提出“爱人”，《论语·颜渊21》：“樊迟问仁。子曰：爱人。”孔子的门徒如子贡也说：“仁者爱人”。《孔子家语·三恕》。

爱人是人的高尚动力，也是由基因表型现出的。有的人说，“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是有理由的，但不够充分。爱人在许多时候是自发的，并没有缘故。甚至有时候在高级动物身上也会表现出来。有的，也许较少，母猫、母狗并不排斥非己出的小猫、小狗。至于人，记得人类学家马里诺夫斯基（Malinofsky）曾记载过在太平洋一岛国的母亲接受非己出而待之如子女的孩子；中国的这种事迹太多了，不胜枚举。

自然的爱出于仁经过“修”就变成了“安人”，即要求他人有平安的生活：足衣、足食、安居乐业、教育子女成人，“行有余力，则以学文”，“七十衣帛食肉”，“近者悦远者来”的文化社会。人不安，就不是人。所以孔子说“仁者人也”。《孔子家语·三恕》。现代基础的“安”的概念就是人权、人道、民主、自由。

人经过几十万年的进化，到了孔子时代，他看到了人的进化的本质：人就是仁。人是个存在，但应是仁的存在。也只有仁的存在才会有人的存在。这种仁的世界，人的世界是令人留恋的。可能世界上最入世的、最恋世的、最爱此时此地的人的主义是孔子主义。孔子主义的这方面的形成还是来自中国先民传下的、活生生的、爱人的中国人。

孔子以后的追随者曾以“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中庸》：“止于至善”，可以理解为“在仁”。来总结什么是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