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怎么理解孔子的父子关系

一、家“家”是一个普遍的人的现象，是一个自明的概念。它有大家庭、小家庭之分。大家庭者是从祖父直至孙子，甚至重孙都住在一起：四世同堂。稍小的大家庭也经常是三代人在一起。家是中国人观念中的直系亲属，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伯、叔、姑、姨及其亲属在一起的家。

在封建主义中，家的概念更广。历代祖先的神主牌位都供在祠堂中或家中，使人们了解到人的渊源和家是不可分的。中国盛传家谱、族谱，便是古代的家的概念的最好说明。虽然家的概念可以延伸的很远很广，在大家庭中，以男子为中心的“房”还是有亲疏之分的。一房的父母子女之间肯定是要比与二房亲，虽然一房的男子和二房的男子是兄弟，但房既成立，亲疏也就分了。所以在一家之中亲疏还是有的。但作为父母，在一房之内，那是最亲的了。通过这至亲的父子关系来理解孔子的话，所谓的家丑最为显著的要数父子的丑了。其他家属的丑也可以算作家丑，但没有父子之间的家丑尖锐，因此隐的程度会更高。

父子之亲，母子之亲，在古代的非洲社会中有时的舅甥为最亲。亲的关系，古今中外都是一样的，也都是父子相互保护以抗外人的。父子也好，母子也好，这一人际关系的核心是最重要的。也许这是人类同源的证据之一。

基于家和亲的血缘延伸，在古代，因为社会的结构而成为人重要的亲情网络。

孔子家的概念也应该是在这一基础上的。

二、孔子的父子家的内容是父子、母子。当人类步向文化社会时，父子、母子，不只是像动物一般的以直系血缘来定义的，在它上面又增加了爱情、尊敬，而在中国古代社会中渐渐进入到西周时代，甚至更早的时代的慈和孝。

慈和孝从字义上看来不必排外，但在实质上，因其实践是不包括外人而成了远外，再往下发展就会排外。因为慈孝只能是父子之间，对外人就会是信、义，以亲密血缘为基础而成的慈孝自然只限于父子和母子了。

要了解孔子的“父子”，除了这些之外还要加上他那时代特别的文化对于“父子”关系的影响。为了要将君臣的关系绝对化，主流社会上流行的是忠，即臣对君的绝对的、单行线的忠。君于臣虽然应信和敬，他如不信、不敬，又有谁能反对他呢？降及家庭的父子，主流社会流行的是孝，即子对父的绝对的单行线的孝。父虽然应对子慈，他如不慈，子还是应对父孝的。这一单行线的问题，终儒家之清末道统，没有什么人敢提异议：社会的、传统的压力太大了！这一点我们已在论“孝”上较详细地说了。我们再重新述及是因为在“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上并不像有时代的意识形态对父子的重要影响，毋宁是为了父和子，子和父的“亲”所要求，在亲人有丑事时掩隐的行为。

三、隐些什么虽然当时孔子没有明确说“隐些什么”，但是从“攘羊”事发、孔子的说法上看来，隐似乎是指凡一切的丑都会为之而隐。至少，在孔子以后受孔子影响的人会以为孔子要他们一切皆隐的。当人们在谈到《论语》这一段时，会有一个自然的问题发生：如果父或子犯了大罪，如谋杀罪、贪污罪或危害国家通敌罪等，对这些，也应该隐么？

非专家型的、非法律家型的，在重大危害社会、国家的行为前，因家人不隐而公之于世，而告之于官的并不那么多。这一事实的本身说明了，一般人的行为毋宁是“隐”的。隐的原因有好几个，有的是觉得虽然对亲人的大罪深恶痛绝，但发其“隐”并非己责。他对于国家社会既已犯了大罪，就让国家、社会去处理吧！国家社会如不知情，自己也无责任告发。自己有责任么？这一问题可能经过反复的推敲后还是看不清，也可能就一拖再拖，以至于自然的“隐”去了。有的人对罪恶认为不该，但因为非己所为，认识不到它的严重性和对他人的危害性，像是隔雾看景，不知其所以，就产生了因循苟且的不发态度。有些人却是一味保护自己的父或子，不论他们犯下弥天大罪都一律缄口不言，唯恐灾难降及他们之身。母亲对自己犯弥天大罪的子女多是隐的，总认为他们不会那么坏，这是传统的、母亲为爱护子女认识方面着色的例子。

我们再将“罪”降低一个或多个层次，即比上面说的较小的，但也是伤害到别人利益的行为。比如说偷窃、抢劫、欺骗、讹诈、奸淫（两厢情愿之外也会伤及自己的夫或妇）、诬告，等等，这些更合于“攘羊”的范畴的行为。

圣经上有两则故事，似乎是耶稣之世也发生同类性质的问题。一则是法利塞人抓到了一个淫妇，根据旧约圣经是要任人向其掷石块以惩的。石块大一点、掷得猛一点就会要她的命；就是保存了性命也会遍体鳞伤。那些掷石头的人唯恐其不伤，也是看到别人受伤，啐别人之丑行产生快感的一种自我崇高。耶稣抬起头来说：你们中间谁没有同样隐私的，先向他掷石头。圣经上说，这些告状的人一个个溜之大吉。这个故事证明，像这种隐私，人人都有一点，谁也不是干净得无瑕疵的人。向淫妇（特别是淫妇）掷石头的故事是永恒的。中古世纪宗教裁判所抓来的“巫婆”都要将她们的衣服剥光（看看是否和魔鬼同宗而同时一饱眼福）。第二则是，耶稣被钉十字架时，两盗也被钉在十字架上。耶稣宽恕了两盗的盗行，答应他们死后同进天堂。

像奸淫、偷盗的事在公众前都可以得到宽恕，并没有因“乱搞男女关系”和“危害国家财产”、“危害人民财产”而被判永入地狱，而且这是新教之主的主张。他在生时有道德权威是毋须争辩的，不然法利塞人就不会将淫妇执于他前——看来“隐”还是有价值、合乎“恕”道的。

但如果羊之攘而不绝，淫妇、盗贼之心不改，还能隐么？恐怕不那么容易隐吧！

四、“隐”是不是个人的选择所谓“个人的选择”就是个人用自己的自由来作一个选择，不管他人的事；自由选择是个人的权利。即使人们不承认这种个人的权利，但个人还是有选择的。

个人的选择有几种。其一是自己的爱好。譬如我喜欢苹果。梨子再好吃，我就吃苹果。谁也不能说我选择错了，也没有意义证明梨子在哪一方面比苹果高明。我之选择苹果不用得到任何主义批准、任何人同意。那么，“隐”和“不隐”的选择就如苹果和梨子的选择么？

“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是一种选择，即以我自己的权利选择不将“攘羊”告之于官。我不告，不是罪吧！是罪么？有一种社会将“知情不报”列为罪，但将它列为罪就真能成为罪么？它有什么权利说知情不报就是罪呢？“报”、“不报”至少有大小轻重的分别吧！那么大到什么程度不报就有罪呢？小到什么程度不报就无罪呢？恐怕天下的法律界都回答不了这个问题。“不报”而引起公众的损失在主观上是有憾于心的，但在客观上怎么定罪呢？

比如我父亲是个毒枭，政府在抓他。我不主动地窝藏他，但我知道他在何处。毒品的贩卖是极大危害大众利益的。我还能隐么？孔子的“攘羊”究竟不能和“毒枭”相比，他也没有说过要隐毒枭，这也不等于不隐或隐毒枭。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能隐还是不能？

隐毒枭的问题是因为他危害公众，但隐昏君、暴君、杀人魔君、害民君就没有问题么？隐君的事要分两个层面来看。一是在为这些昏君服务的事迹中确有爱国爱民之举的，极少数是儒臣冒了失去权位，甚至头颅的危险直谏的，那就是不隐君之过。另外一层是在面对反对派，比如说民众的起义或造反（官逼民反）。在这一层面上儒臣绝大多数是为君隐的。这种隐的背景正是君即父，孔子不是明明说“子为父隐”么？那么这种隐是不是在孔子的“子为父隐”的范畴之内呢？恐怕绝大多数的儒臣都会以为应该是的。毒枭危害公众比昏君严重么？恐怕不见得吧！那么为什么不能隐毒枭而应隐昏君呢？既是昏君又是个什么君父呢？孟子不早已说过杀纣不是弑君而是杀独夫，纣虽是君却不是什么君父。那么，谁又能来给我们分辨君和独夫呢？自己来分辨。

“自己来分辨”表面上看来是很潇洒的行使“自由权”。但自己如有知，会认识到它要比能跟着别人跑严重得多，因此自己来分是意味着你对自己负责，天下可能没有任何一个人要比自己的良心更严厉的了，因为它是什么也瞒不过的！也没有任何借口可以过得关的。有的人会昧着良心干事！这种人并不在我们讨论之列，因为能昧自己良心的人什么不能昧呢？

有些事就发生在人的面前。比如说，我们就曾经见过一群小流氓围着他们之间的一个赖三拳脚交加。这是流氓处理自己内部的纠纷。这些小流氓肯定是有凶器的。在拳脚交加时，路人是否过问？又有什么能力过问？问不巧一齐被打也没有什么还手的余地。那么是过问还是不过问？大多数人，恐怕所有的人都采取不过问。不管他们不过问的动机是什么，他们还是选择了不过问。极大多数的人的不过问是无法过问，有几个人是不屑过问，有几个人是不敢过问。这件事要是过问的话，理由应该是不管赖三如何赖，该不该打。但以好几个小伙子向手无寸铁的弱女子复仇施暴，女子没有还手能力，总是不应该的。交手总得有个相当的对手才是，不然就是欺侮，这就不是人干的，但是你管得了那么多么？

我们这么将隐与不隐作为个人在重大事件前必须选择同等地讨论，是因为隐或不隐也是一种选择。有时的隐是不得已的隐，不得已也是不得已的选择，选择是必然的。

五、止于“攘羊”“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在我们这么的讨论中，几乎包括了一切重大的事故，变得严重了起来，可能就超过了孔子的本意。

根据我们的观察，在“攘羊”的事例上，甚至于在严重得多的江洋大盗或谋杀的事件上，西方人和中国人原则上是对自己亲人的这些行为都是以隐为主的。人总有一种原始的保护自己亲人的倾向。特别是父母，总是不肯承认看着、抱着长大的儿子是个杀人犯、强奸犯，应该送上断头台的。就是在法律没有抓到他前，自己知道儿子罪行，很少会主动向政府告他罪的。隐是人之常情。往小处看，孔子说的攘羊在人之常情中是自然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没有什么人会反对。我们因此就孔子说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上应止于“攘羊”，不应往更大更严重的事件上发展，不然就会强迫孔子说没有说、或不该说的事上去，对于孔子是不公的。

但是话一从孔子口中出，“树欲静而风不止”，就会成为一种原则性的话，因为孔子已被神化，就不是像一般人口中所出，而具有权威性，虽是“素王”，在道德上的发言比“荤王”的权威还大；用现代的话说就是变成教条、真理了，这是要万万注意的；孔子之为“万世之师”，谁还敢不将他的话奉为经典的那么去实行呢！那么他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范围又是多大？还是仅止于攘羊？是要使人大费周折了。

周折也好、不周折也好，历史上中国士子所奉行的是“隐”。对君父的隐，隐之又隐，至于无所不隐。因为这是孔子说的，是传统奉为圭臬的，是不能变的！孔子说的是这个意思也好，不是这个意思也好，只要人们认为是这个意思就行了，不必多问。以这种心态来了解孔子，他如再生，也会闻之而兴叹的。但孔子叹不叹谁又去管呢？

对于有些“正直”的人，攘羊并不是小事，隐的问题可以扩展到无限，绝不是一两个小疵，偷一两只羊的概念，因此分出大小来是必要的。当隐变成隐巨奸大慝时，事情就不那么容易办了。可惜的是孔子并没有在大事上说该不该隐，但一般的人，我们刚才已说过，对于亲人的恶，是毋宁倾向于一切皆隐的。我们因此认为，我们只应将孔子的隐归到攘羊为止。

六、法律和逻辑法律上，无论古今中外，攘羊总是有罪的，说得不好听一点，虽然它可能是“随手”牵羊，但还是偷盗的行为，即将他人的财产和劳力的成果占为己有，这种行为是要受到惩罚的。惩罚是社会的事；社会惩罚不了或是抓不住他，或是有时法律严厉得攘羊会杀头，坐几年牢，个人无力也无能对于这类的惩罚有所作为，似乎也可以有一种“不关我事”的态度。特别是发生在亲人身上，自己肯定不会告发，最好是让攘羊的亲人承认自己做事不当而改过。但是我们知道，攘一次羊的基本上都会攘下去的，我们也就无可奈何了。但有的严父慈母倒会主动告官，让习于攘羊的子女蹲几天牢，强迫他们改过自新，这也是对歧途中子女的爱的表示。总之，对于亲人的攘羊行为虽不诉之于法律，还是希望他们改的。

而在一些大事上，如窃国、害民、通敌而危害人民的巨奸大恶，即便是亲如父子似乎也不应该隐吧？中国有一句民间流传的话叫做“大义灭亲”。这句话的能力并不小。它说明了在父子亲情和严重的社会责任感之下，人有时会选择暴露而非隐的行为来。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亚特兰大的奥运会有一人纵火制造恐怖，为其兄弟揭发。相比之下，可能曾国藩都有问题。

曾国藩之弟曾国荃经年苦攻南京，进入南京后纵火大烧太平天国宫殿，杀“通敌者”无数，这些救民于水火的湘军现在成为杀人魔王。更有甚者是太平天国聚敛的无数金银财宝被运走一空。这种强盗、杀人犯的行为曾国藩是隐了。

曾国藩自己是个谨小慎微的“君子”，他的家训令人读之生敬。他一生为了保护自己的家族在政治上兢兢业业，但在杀一些治下“攘羊”式的“刁民”时是决不手软的。别人的亲人不是人？谁无父母，谁无妻孥？是不是因为孔子的“隐”的推演他才这么做的？

在孔子的隐中，可能有一陷阱，即自己的亲人是人，别人和他们的亲人是第二等人。别人受损害是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保护自己的亲人不受损害。孔子要是说，隐管隐，但羊还是要还给被攘的人的，不管是父也好，子也好，继“父为子隐，子为父隐”后再接下去说：“父令子归羊，子告父归羊”就好了。可能孔子有这个意思，但是没有表达出来，或没有机会表达出来。这么做，就比较合乎社会法律和逻辑了。

孔子自己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逻辑还是应该指导“隐”的思想的。正因为在这一逻辑中包括了人的社会行为的准则，不容忽视，不为了一点利益而置他人于不顾。中国历代从帝王起就流传一种歪逻辑，自己的家人触犯了法律是可以且应该恕的，就是将皇室自己家的利益建筑在社会、人民的头上，为了自己可以牺牲别人、社会、国家。

七、国家的事隐是不隐国家，在许多人心目中是神圣的，中国人习称中国为祖国。过去，没有祖国这一说法，而被称为“父母之邦”。清朝以前，称之为“社稷”，为一姓之天下，或称之为华夏，为中原中国人的统称。国家是神圣的。

国家是神圣的么？作为各社会的总代表，作为全民的统一象征令人有发自内心的崇敬和爱护。古代的华夏和今天的中国也同样，代表为人崇敬和爱护。朝代可以换，中原文化、百姓不会改。中国人还是中国人，这是我们祖先几千年的血汗耕耘而成的华夏文化。

那么国家的事隐是不隐？国家事分几个方面。国家的军事、外交、财政、教育、社会保险、行政、法律、资源、环保、文化事业、科技、工业、农业，等等。乍看起来，除了法律之外，这些国家的大事都可以成为国家机密，只有少数的领导知道，不然会被“敌人”利用。这形似保护国家安全的“机密”往后会变成少数领导的专制，而且领导得好与坏，讳莫如深。这往往是敌人的最好武器，因为谁来领导领导，谁来领导总统。总统自己领导自己，不受任何客观规律束缚，这不是“敌人”最好的武器么？

中国的古人还是聪明的，发明了谏、直谏，而且公开地在朝廷上辩论，使那领导的班子能批评，也能被批评。不然那么一个大帝国能站立几千年么？因此不隐在政治上当是件好事。

皇帝的私事一般是对外隐的；朝廷的颟顸一般对外也是隐的。除了几位直臣之外，还要看皇帝的心情，才能在朝廷上提出。百姓没有理由知道这些事，也不会让知道。

“隐”统治了中国几千年，百姓并未受其益，现在应该是过去了。对那些青天大老爷们，甚至父辈，别人不隐他们，他们就不能胡作非为，对社会，对人还是有利的。我如有个毒枭、大贪的父亲，将他曝光后至多改名换姓，也表示生错了人家。我并不能选择生自何人，但我能选择将大丑事曝光，想来不算是违背孔子的攘羊之隐吧！

八、“直在其中矣”“直”的相对词是“罔”《论语·雍也12》：“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是不直的意思。“直”又被假借为“正直”。根据“隐”的下文，我们可以了解到《论语》的意思是当叶公说到儿子证实父亲攘羊被视为正直的人，而孔子认为正直的人是会将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的人。孔子的正直的概念是包含了父对子的爱护和子对父的爱护，因此在攘羊事上，隐才是真正的正直。

欧几里德的“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是直线”也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直”的意思。把它化为人事可以这么说：事实就是事实，不增一分，不减一分。即攘羊就是攘羊，不能说做不攘羊。如果不说，即隐，那么攘羊的事实就没有了。孔子在《雍而》上说的“罔之生也幸而免”，罔即不直，意思是“不直的产生能避免直所带来的后果”和人之生也直，或生也正直，因为人生下来是不走弯路，尊重事实，有什么说什么，和孩子那么的天真无邪是并立的。不直与直之对立，人应知何去何从。

隐是不直，但为父隐，为子隐就成了直的么？据孔子，直在其中！

孔子在客观的事实上引入了另一人事的范畴，也就是说父子亲情的范畴，将直的定义提高了一个层次。接受两点之间最短的距离为一直线，接受事实；而在人事、亲情上可以以隐来作为直是很让人寻思的说法。这一说法不仅是提高了一个层次，而包括了将这一更高的亲情层次否定了不以亲情作出判断的层次。在以亲情为主的判断看来，证父之攘羊是不直的，即对亲情的不直。

这种情况在我们的生活中是屡见不鲜的。它牵涉到人情、道德、规则、法律等许多领域，人们并不能很容易地建立原则来解决。建立原则来解决，看来是最简单的，但是违反人情。从另一个角度看，如果失去了原则，可能会招致混乱，无政府主义，原则会变成令人向往的理想。直线终究是直线，只有一条，曲线可以有千万条。而且，人情不是两点之间最短距离的问题，它的变数太多，使它受到一定的影响。我们只能用一些譬喻来解释。

大家都知道，在马路交通上的红绿灯是很重要的，特别是当机动车多了的时候，红绿灯成为交通中重要的规则，遇红而止，遇绿而行。闯红灯被认为违反了重要的交通规则，是要受到惩罚的。这一规则已是大家遵行的规则了。只是在车速达到每小时40多公里（30英里）时，绿灯换红灯的突然会令驾驶者措手不及，所以一般的交通管理就推出了黄灯，警告驾驶者要放慢行驶，准备刹车。黄灯一般点燃四五秒钟，使人能有刹车的缓冲时间。但是，黄灯的出现在红绿灯的规则上起了影响。如果大家都能控制在黄灯易为红灯前刹车，黄灯的作用就有利于红绿灯的规则，但刹车是在于4—5秒之间，这其间就有许多不同。有些驾驶者并不在黄灯亮时刹车，反而踩重油门，更快过灯；有的驾驶者在黄灯恰易红灯，或黄灯已易红灯时疾驰而过。严格地说来，只要是闯红灯就是犯规，交通警就可以阻车惩罚。如果从交通事故的眼光上来看，左右的绿灯启动还需两三秒钟是不损安全的。那么快闯黄红灯的驾驶者有罪么？从违反规则上来看是有罪的，但从交通安全上来看是安全的。交通规则不是为交通安全而设是为什么设的呢？如果从交通规则设施的目的上来看，那么在行人、车辆开始启动时，红灯已上时闯红灯应是无罪的。这还是较易解决的。

在十字路口设有红绿点的两边人行道通常是用斑马线划定的，且有可以通告或不能通告的行人灯，服从这一规则有了更大的问题。在车辆辐辏时，大家都乐意遵守它的规则。但是在车辆稀落时，有些行人认为没有遵守的必要，便在灯止行时大摇大摆的过路。他们是违反了交通规则，但他们的安全无虞。相反，那些呆若木鸡，为规则而遵守规则的人则需等上许多秒钟方能成行。在不违反安全的前提下，两种人有两种行为，两种行为孰优孰劣，当视何种角度、还是定有优劣？从这简易的两现象看来尚可有争议，而如果一个人有急事，甚至于有紧急任务如救人，闯红灯成了必要的，那么行路规则是应该破坏的了。我们便会想到，规则的设施是为人的，人不是为了规则而活的。

人生活中的一介小事如红绿灯，行止灯的规则尚可有争议，在一些重要的事上如攘羊也就不那么简单了。

儒家从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以来一直对于人为的条文，规则、法律、采取了等而下之的看法，以为只有来自内心才是真正的“直”。在“直”的规定之下，人固能循规蹈矩，但人在内心还是能越规犯矩的。儒家一直以为法令“多如牛毛”是件坏事；清末的几位大儒如曾国藩等接触了西洋的法律固然认为有它的好处，却始终以为中国儒家传统从内心出发的法律精神既简单又深刻，又仁慈、又通人性，是高于西洋的“多如牛毛”的法律精神的。儒家在这方面，包括孔子，可能是错误的。我们上面对攘羊的分析是应该有它的客观性的。到了二十世纪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建立健全的法制，人人依法是一切人的共识，唯恐其不逮，也许法制健全需十牛之毛那么繁杂，它能满足新时代的需要，是必要的。这并不是说任何建立的法律、规则是完善的，不，人为的法律和规则有时有着因人、地、事的变易出现很多的缺陷，等到一定的时候必须加以改革、改善：法律、规则都不是绝对的。立法的人，建立规则的人都知道它是符合一定要求之下制定的，那么当缺陷出现时就需要修改，但是必须通过一定的程序，不能由个人的意志来决定。反过来看，如果法律和规则只是一纸空文，全凭有权者的意志来决定，它的完善性在极少的条件下可以优于法律规则的要求，但它的无准则会造成更大的不幸，因为以人的意志为准的行为是危险的。倘若遇到一个疯子，甚至于天才如尧、舜的那么拥有至高权力，都会酿成巨祸。相比之下，健全的法制还是于人类有益的。

孔子的攘羊的例子之说直虽然可以有争议，他之为直应出之人心，以亲情为重是不容忽视的。

孔子的攘羊的说法可能是想提出一种“超直”的精神来，使人有“直在其中”的感觉，这不是抄近路、自私自利、打着亲情幌子做损人利己事情的人能为自己的“弯”行辩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