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孝公为什么会支持商鞅的变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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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所周知，卫鞅是秦孝公初年来到秦国，而变法正式实施是在秦孝公三年。在两年多时间内，变法不能启动，说明推动改革不是那么一帆风顺，反对变革的力量还是比较强大的，感兴趣的读者可以跟着渊源历史小课堂小编一起往下看。

《史记商君列传》里面记载了一段卫鞅与反对改革派代表人物甘龙之间的对话，甘龙的核心意思就是沿袭旧规治理国家，既容易又安全。那么，潜在意思是否就是：如果破除陈规另立新法，就会既困难又危险呢?客观来说的确如此，改变一定需要冒风险，而改革主体的规模越大，冒的风险就越大。所以，对二十多岁的秦孝公和三十多岁的卫鞅来说，这是一次输不起的政治行动。那么，商鞅变法对秦国的政治、经济、军事都产生了哪些影响，秦孝公与卫鞅是否掌控了变法革新的主动权了呢?

秦孝公为什么会支持商鞅的变法呢？

一、政治方面

秦孝公希望通过变法在秦国建立君主集权制，放弃贵族分封制，但是还不能激化与贵族集团的矛盾。所以，商鞅变法第一季没有废除贵族分封政治体制，没有破坏原有的封建领主关系。而且通过迂回的手段，以发展的理念，渐进的实现政治目标。这里面包含两层意思：一是迂回渐进，二是发展创新。

奖励农耕，生活标准与爵位挂钩，这些都是迂回渐进的手段。

奖励农耕不是面向整个秦国，而是针对秦国国君直接管理的土地与民众，其他贵族在自己的封地上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管理。这样，就不会直接触动传统贵族的既得利益。但是，这并不意味秦孝公不跟这些老派贵族集团竞争，而是他把主要精力放在扩张王室直属土地和人口资源上。秦孝公对新增土地和人口不再进行或极少进行二次分封，而是通过加强管理达到控制目的。比如“保甲连坐制”，按理说，在封建体制下，诸侯君主不会做出类似的规定，他们一般不会如此细致的管理底层民众。但是在君主集权体系下，这些管理细节就非常重要了。这样，既能达到强化君主集权的目的，也不至于过分触动旧贵族的利益。

变法总设计师卫鞅的职位安排，也是采取了一个折中方案。卫鞅的职位是左庶长，算是一个中层干部，对于这样一场影响深远政治改革的设计者来说，此职位确实不高。不过，这样做的好处是：一方面尽可能不触动传统贵族的核心利益，减少变法的阻力;另一方面也为变法留有缓冲余地：一旦效果不好，损失较大，可以让卫鞅承担大部分责任，毕竟卫鞅仅仅只是一名中层干部，不至于形成无法收拾的局面。

生活标准与爵位挂钩本质上是为了废世袭、奖军功而制定的配套措施。此项条款开始推出的时候，整个贵族阶层并不都会极力反对。因为废世袭、奖军功的受益者还是以贵族成员为主。只不过以前是按嫡庶、长幼、远近等标准享有这些特权，现在以军事能力强弱为标准来享受特权，而贵族成员接受此方面的训练更多，他们相对更有优势。当然，随着军功制深入开展，低级贵族和底层民众通过战功获取爵位的机会增多，逐渐改变人们的出身地位，改变国家的社会关系。

发展指的是君主权力的极大发展，耕地面积的快速扩张，这些前文已述。而创新主要指社会关系的巨大变化。在贵族分封体制下，大小贵族按等级分配相应的政治与经济利益，虽然彼此差距不小，但总体来说，他们都是脱离生产的特权阶层。尽管随着社会的发展变化，破落贵族不断涌现，这些人为了生存，也要从事一些具体劳动，但其身份一般来说还是特殊的。大量在一线劳作的农业或手工业生产者，他们身份卑贱，经济资源紧张，政治地位全无;而破落贵族即便破落，两者依然是截然不同的两个阶层。也就是说，在贵族分封体系下，等级身份是重要的，依附关系是强烈的，这就是贵族分封体制下的社会关系。商鞅变法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这种社会关系，人们的经济地位以物资产量为衡量标准，人们的政治地位以军功大小为衡量标准。这就会产生两个改变：一是经济依附关系弱化，基层劳动者相对自由;二是贵族等级身份弱化，军功获封的人的来源更加多元化。

总之，秦孝公和卫鞅不去直接触动贵族集团的利益，而是通过一些技术性手段，在发展中改变原有政治体系和社会关系，这是一个可以借鉴的策略。

二、经济方面

商鞅变法在经济方面想要实现的目标有两个，一是加强君主对经济活动的控制，二是打击贵族豪门或商业资本对经济活动的垄断。

奖励农耕与保甲连坐制相辅相成，使得秦国君主直接控制的土地和人口规模快速增长。当初，李克在魏国进行改革，主要采用尽地力的农业政策，就是按照土地的自然状况进行科学种植，进而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没有涉及到奖励方面。那么，商鞅变法采取奖励农耕政策，有什么特殊意义呢?特殊意义就在于秦国跟魏国客观情况不同。相对而言，秦国人口密度小于魏国，可供普通民众开垦的富余荒地相对充足，这样客观条件允许秦国通过奖励农耕来开垦荒地。然后，秦孝公再通过严格甚至有些严酷的政策法规，将快速增长的土地和人口纳入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卫鞅实行的限制商业活动政策，本质上是打击投机垄断商与贵族豪门。在春秋战国时期，商业是比较繁荣的，各诸侯国都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而且出现了专门兑换各国货币的中间商，这都是商业活动发达的证据。而且，这一时期出现了很多大投机商，比如在《论语》中，孔子说子贡“亿则屡中”，就是说“子贡对商品价格变化非常了解，总能准确的判断行情走势”，说明子贡对投机交易很在行;还出现陶朱公、吕不韦这样的超级商业富豪。这些绝对不是偶然个例，而是具有一定普遍性的。当资本聚集到一定程度之后，它的垄断天性就会滋生出来，垄断意味着控制。

取得巨大成功的商人，其背后必然会有强大的政治力量庇护，在春秋战国时期，诸侯君主和各国资深贵族都是这样的政治实力派。有了这些前提条件，就能理解秦孝公和卫鞅打击投机垄断商的内在逻辑：变法的一个重要目的就是加强中央集权，而商业投机集团具有天然的对中央集权的离心性。商业资本还大都跟贵族豪门关系密切，这些都不为中央集权派所容忍，因此，从秦孝公和卫鞅的角度看，打击垄断大商人就是必然之举了。

三、军事方面

虽然“废世袭、奖军功”能够提升秦国军事能力，但实行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尤其是在王朝已经运行一段时间的情况下。一般来说，在政权创立初期，大都能够按照功劳大小分配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王朝创立者即便不一定会“废世袭”，但一定要“奖军功”，因为这是政权稳定的基础。不过，当利益分配完毕之后，因军功而授勋的贵胄们却开始厌恶该方案了，世袭制又开始活跃起来，压制新生力量的情况频繁出现。商鞅变法发生在秦国中后期，此时世袭贵族的力量根深蒂固，他们中的位高权重者一定是比较抵触的。为了避免与传统贵族豪门出现激烈的矛盾，该政策起初应该主要在中下层官职上使用，军队的高级指挥权还是由秦国君主与贵族豪门共同掌管。

经过第一次商鞅变法，秦国的军事能力得到巨大提升了吗?答案是有所提升，但不是巨大提升。在公元前357年到公元前350年之间，魏国组织策动了一轮新的攻势，核心就是争夺赵国邯郸，总体来说，当时魏国的军事实力还是首屈一指，秦军还是略显不足。史书也记载秦魏之间发生了几次冲突，秦国还都取得胜利，但这些记载并不可靠。秦魏之间谁占优势关键就看河西之地在谁手中，河西之地一直由魏国占领，秦国哪来的胜利可言?一个国家军事能力强大与否，必须依托于它的经济基础和政治组织能力。当然，奖励耕种政策增强了秦国的经济实力，君主集权体系提高了秦国的战争组织能力，但与魏国相比还是略逊一筹，不论是经济实力还是组织能力，都有差距，这种差距不是十年八年就可以解决的。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大致可以看出，商鞅变法第一季最重要的结果就是秦国的君主集权水平得以加强。不过，秦孝公的君主集权并未在简单粗暴、强硬压制下完成的，而是在激烈竞争与留有余地的平衡中实现的。第一次商鞅变法是在魏国新政的基础上加以完善，在政治经济军事方面更进一步，更加彻底一点。商鞅可能也吸取了吴起在楚国的失败经验，就是不要太激进，避免过度刺激贵族豪门的敏感神经，需要循序渐进的完成政治变革。最初，有些人非议变法，当新法推行十年后，“秦国道不拾遗，山无盗贼，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这些人又说新法很好，结果卫鞅把他们全部做为乱法刁民，驱赶到了边疆。由此，秦孝公与卫鞅的变法第一季取得成功，掌控了秦国大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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