贞观七年,太宗谓太子左庶子于志宁、杜正伦曰:“卿等辅导太子,常须为说百姓间利害事。朕年十八,犹在民间,百姓艰难,无不谙练。及居帝位,每商量处置,或时有乖疏,得人谏诤,方始觉悟。若无忠谏者为说,何由行得好事?况太子生长深宫,百姓艰难,都不闻见乎!且人主安危所系,不可辄为骄纵。但出敕云,有谏者即斩,必知天下士庶无敢更发直言。故克己励精,容纳谏诤,卿等常须以此意共其谈说。每见有不是事,宜极言切谏,令有所裨益也。”
贞观十八年,太宗谓侍臣曰:“古有胎教世子,朕则不暇。但近自建立太子,遇物必有诲谕。见其临食将饭,谓曰:‘汝知饭乎?’对曰:‘不知。’曰:‘凡稼穑艰难,皆出人力,不夺其时,常有此饭。’见其乘马,又谓曰:‘汝知马乎?’对曰:‘不知。’曰:‘能代人劳苦者也,以时消息,不尽其力,则可以常有马也。’见其乘舟,又谓曰:‘汝知舟乎?’对曰:‘不知。’曰:‘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尔方为人主,可不畏惧!’见其休于曲木之下,又谓曰:‘汝知此树乎?’对曰:‘不知。’曰:‘此木虽曲,得绳则正,为人君虽无道,受谏则圣。此傅说所言,可以自鉴。’”
贞观七年,太宗谓侍中魏征曰:“自古侯王能自保全者甚少,皆由生长富贵,好尚骄逸,多不解亲君子远小人故尔。朕所有子弟欲使见前言往行,冀其以为规范。”因命征录古来帝王子弟成败事,名为《自古诸侯王善恶录》,以赐诸王。其序曰:
观夫膺期受命,握图御宇,咸建懿亲,藩屏王室,布在方策,可得而言。自轩分二十五子,舜举一十六族,爰历周、汉,以逮陈、隋,分裂山河,大启磐石者众矣。或保刈王家,与时升降;或失其土宇,不祀忽诸。然考其隆替,察其兴灭,功成名立,咸资始封之君,国丧身亡,多因继体之后。其故何哉?始封之君,时逢草昧,见王业之艰阻,知父兄之忧勤,是以在上不骄,夙夜匪懈,或设醴以求贤,或吐飧而接士。故甘忠言之逆耳,得百姓之欢心,树至德于生前,流遗爱于身后。暨夫子孙继体,多属隆平,生自深宫之中,长居妇人之手,不以高危为忧惧,岂知稼穑之艰难?昵近小人,疏远君子,绸缪哲妇,傲狠明德,犯义悖礼,淫荒无度,不遵曲宪,僭差越等。恃一顾之权宠,便怀匹嫡之心;矜一事之微劳,遂有无厌之望。弃忠贞之正路,蹈奸宄之迷途。愎谏违卜,往而不返。虽梁孝、齐冏之勋庸,淮南、东阿之才俊,摧摩霄之逸翮,成穷辙之涸鳞,弃桓、文之大功,就梁、董之显戮。垂为炯戒,可不惜乎!皇帝以圣哲之资,拯倾危之运,耀七德以清六合,总万国而朝百灵,怀柔四荒,亲睦九族,念华萼于《棠棣》,寄维城于宗子。心乎爱矣,靡日不思,爰命下臣,考览载籍,博求鉴镜,贻厥孙谋。臣辄竭愚诚,稽诸前训。凡为藩为翰,有国有家者,其兴也必由于积善,其亡也皆在于积恶。故知善不积不足以成名,恶不积不足以灭身。然则祸福无门,吉凶由己,惟人所召,岂徒言哉!今录自古诸王行事得失,分其善恶,各为一篇,名曰《诸王善恶录》,欲使见善思齐,足以扬名不朽;闻恶能改,庶得免乎大过。从善则有誉,改过则无咎。兴亡是系,可不勉欤!
太宗览而称善,谓诸王曰:“此宜置于座右,用为立身之本。”
贞观十年,太宗谓荆王元景、汉王元昌、吴王恪、魏王泰等曰:“自汉已来,帝弟帝子,受茅土、居荣贵者甚众,惟东平及河间王最有令名,得保其禄位,如楚王玮之徒,覆亡非一,并为生长富贵,好自骄逸所致。汝等鉴诫,宜熟思之。拣择贤才,为汝师友,须受其谏诤,勿得自专。我闻以德服物,信非虚说。比尝梦中见一人云虞舜,我不觉竦然敬异,岂不为仰其德也!向若梦见桀、纣,必应斫之。桀、纣虽是天子,今若相唤作桀、纣,人必大怒。颜回、闵子骞、郭林宗、黄叔度,虽是布衣,今若相称赞道类此四贤,必当大喜。故知人之立身,所贵者惟在德行,何必要论荣贵。汝等位列藩王,家食实封,更能克修德行,岂不具美也?且君子小人本无常,行善事则为君子,行恶事则为小人,当须自克励,使善事日闻,勿纵欲肆情,自陷刑戮。”
贞观十年,太宗谓房玄龄曰:“朕历观前代拨乱创业之主,生长民间,皆识达情伪,罕至于败亡。逮乎继世守文之君,生而富贵,不知疾苦,动至夷灭。朕少小以来,经营多难,备知天下之事,犹恐有所不逮。至于荆王诸弟,生自深宫,识不及远,安能念此哉?朕每一食,便念稼穑之艰难;每一衣,则思纺绩之辛苦,诸弟何能学朕乎?选良佐以为藩弼,庶其习近善人,得免于愆过尔。”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吴王恪曰:“父之爱子,人之常情,非待教训而知也。子能忠孝则善矣。若不遵诲诱,忘弃礼法,必自致刑戮,父虽爱之,将如之何?或汉武帝既崩,昭帝嗣立,燕王旦素骄纵,诪张不服,霍光遣一折简诛之,则身死国除。夫为臣子不得不慎。”
贞观中,皇子年小者多授以都督、刺史,谏议大夫褚遂良上疏谏曰:“昔两汉以郡国治人,除郡以外,分立诸子,割土封疆,杂用周制。皇唐郡县,粗依秦法。皇子幼年,或授刺史。陛下岂不以王之骨肉,镇捍四方,圣人造制,道高前古?臣愚见有小未尽。何者?刺史师帅,人仰以安。得一善人,部内苏息;遇一不善人,阖州劳弊。是以人君爱恤百姓,常为择贤。或称河润九里,京师蒙福;或与人兴咏,生为立祠。汉宣帝云:‘与我共理者,惟良二千石乎!’如臣愚见,陛下子内年齿尚幼,未堪临民者,请且留京师,教以经学。一则畏天之威,不敢犯禁;二则观见朝仪,自然成立。因此积习,自知为人,审堪临州,然后遣出。臣谨按汉明、章、和三帝,能友爱子弟,自兹以降,以为准的。封立诸王,虽各有土,年尚幼小者,召留京师,训以礼法,垂以恩惠。讫三帝世,诸王数十百人,惟二王稍恶,自余皆冲和深粹。惟陛下详察。”太宗嘉纳其言。
《警世通言》,白话短篇小说集。明末冯梦龙纂辑。完成于1624年(明天启四年)。其题材或来自民间传说,或来自史传和小说。故事描述的时代包括宋、元、明三代。与作者的《喻世明言》、《醒世恒言》一起,合称《三言》。
《公羊传》又名《春秋公羊传》,儒家经典之一。上起鲁隐公元年,止于鲁哀公十四年。其作者为卜商的弟子,战国时齐国人公羊高。起初只是口说流传,西汉景帝时,传至玄孙公羊寿,由公羊寿与胡母生一起将《春秋公羊传》着于竹帛。
《湘妃剑》是古龙1960年创作的武侠小说,是古龙早期作品之一,通过男主角仇恕为父报仇的故事,描写众多江湖人物微妙而复杂的内心情感,透析人性。
《大地飞鹰》是古龙后期作品,和一般的武侠小说不同,这部小说其实是写一个生存与困境的故事。这个故事里独特的文风,令人悠然神往的藏边风情,更是显现了一位作家的成熟和睿智。
杀子报案又名“清廉访案”、“通州奇案”、油坛计,是清末著名奇案之一,记载于清光绪丁酉年(1897年)敬文堂刊本。有一说法认为此案应属于清末四大奇案之一。
《浣花洗剑录》是古龙的武侠小说,小说主要讲述一名东瀛剑客(实为旅日华侨)前往中原寻访挑战,打遍天下无敌手,最后一死以求得武道真谛的故事。
《狄公案》又名《武则天四大奇案》《狄梁公全传》,清末长篇公案小说,作者名已佚,共六卷六十四回。前三十回,写狄仁杰任昌平县令时平断冤狱;后三十四回,写其任宰相时整肃朝纲的故事。
《风铃中的刀声》为著名武侠小说家古龙的作品之一。该小说通过人性的体验,细腻笔触描写,人物微妙而复杂的情感,常用生与死、幸福与痛苦这样尖锐对立的矛盾来表。
《鸳鸯刀》是金庸创作的中篇武侠小说,《鸳鸯刀》叙述了江湖上盛传的鸳鸯宝刀的秘密以及围绕它发生的故事。该小说情节曲折,语言诙谐,在不长的篇幅中展示了人物性格,塑造出几个不同的江湖侠士形象,可读性强。
《战国策》,西汉刘向编订的国别体史书。主要记述了战国时期的纵横家(游说之士)的政治主张和策略,展示了战国时代的历史特点和社会风貌,是研究战国历史的重要典籍。
《吕氏春秋》又称《吕览》,是在秦国丞相吕不韦主持下, 集合门客们编撰的一部黄老道家名著。《吕氏春秋》集先秦道家之大成,是战国末期杂家的代表作。
《剑玄录》又名《奇侠绝情剑》,是古龙所著武侠小说,亦有疑为由他人代笔者。另外本书因女角极多,网络上曾将其中十二人合称“剑玄录十二金钗”。
《春阿氏谋夫案》又名《春阿氏》,是根据光绪年发生在北京内城镶黄旗驻防区域内一桩实有命案创编而成的小说。作品在面世一个世纪以来却不断有读者在读在议,不曾为岁月埋没,可见其价值之存在。
《说岳后传》根据单田芳评书《铁伞怪侠》改编,讲述了岳霆将自己的私仇与国家的兴亡结合在一起,在众多武林高手的帮助下,做出一番轰轰烈烈的业迹,终于使秦桧罪有应得,遗臭万年。
《孔雀翎》是古龙武侠小说《七种武器》的第二种武器。长生剑、孔雀翎、碧玉刀、多情环、离别钩、霸王枪、六种非一般江湖武器(拳头不是七种武器之一),件件精妙绝伦。